“汤姆，”我说，“我很遗憾，非常抱歉。”
“嗯，我知道你很遗憾。我姐姐昨晚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她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半个小时之后才有人正式通知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回事？”
“哦，天哪。另一个家伙，那里的另外一个犯人。也是在贝尔维的，他和乔治争执起来。然后那个人回到瑞克斯的精神病房，一两天后乔治也去了，那个家伙就找上乔治，刺死了他。”
“实在太不幸了。”
“你听清楚了，那个家伙是坐轮椅的。”
“那个——”
“不错，那个杀他的人。腰部以下半身不遂，甚至不能摇他妈的脚趾，但他能杀乔治。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他进那里是因为他用刀刺他妈，差别是她活下来了。”
“他哪来的刀子？”
“是把手术用的小刀。他在贝尔维偷的。”
“他在贝尔维偷的，然后藏起来带回瑞克斯？”
“不错，黏在轮椅下面。而且他还在刀锋底部缠了胶布，所以它不会变脆。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但他们并不笨。”
“没错。”
“我姐姐还说了些非常奇怪的话，‘现在我不再需要担心他了。’他会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吃，他有没有麻烦，他需要有地方睡觉。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她说她反而放心了，现在他死了，岂不更可以放心。问题是，我了解她的意思。他现在安全了，没有人可以伤害他，而且他也不可能伤害他自己。除此之外，你想知道吗？”
“什么，汤姆？”
“他只走了一天，但我记忆里的他已经不同了。我的外祖母有老年痴呆症。她死的时候，已到了可怜又可怕的地步。你知道他们的状况吧？”
“是的。”
“我们家人常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她的病改变了我们对她的看法。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从欧洲移民到这里，养了五个孩子，能说四种语言，做饭、打扫，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最后你看到的女人，嘴角流着口水，尿了一床，发出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可以发出来的。
“但她一去世，好像变魔术一样，马修，一夜之间我记起她以前的样子，而且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当我现在回忆我的外祖母，她永远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我得很费力地去想，才记起她在养老院病床上的样子。
“现在我也这样子想乔治。那些涌上来的回忆，那些我多少年都没能去想的事。在他从军以前，在他开始丧失心智以前。回到我们都是小男孩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加了一句：“但还是很悲哀。”
“是的。”
“你原来说什么，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很讽刺，是不是？”
“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愤怒。如果他们没有把他关起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没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看他怎么死的，被一个坐轮椅的家伙刺死。如果这种事会发生，你只能说想逃都逃不掉。命运，因果报应，上帝的旨意，不论你怎么说，它就是你手上的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听一些让你作呕的话吗？有两个不同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要我一定得去告纽约市政府。我有充分理由告他们过失杀人，因为我老哥在他们的管辖之内，他虽然没有犯错却被杀死了。你想我会为这个去告纽约市政府吗？我要做什么，要求赔偿吗？他们要怎么计算他生命的价值，把他在剩余的生命里可能回收的瓶瓶罐罐的钱加起来吗？”
“现在每个人都在打官司。”
“我当然不知道。去年我有个客户——哼，祝他下地狱。这样说好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幸遭了雷劈，谢天谢地居然活了回来，他跑去找他的律师要告上帝。我不想像这样过日子。”
“我不奇怪你这样想。”
“无论如何，”他说，“我要谢谢你当初愿意接这个案子。我给你的钱如果不够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寄张支票给你。”
“钱不是问题。如果我有进一步的发现——”
“为什么会？我哥哥已经死了。案子结束了，是不是？”
“我相信这是官方的看法。”
“也是我的看法，马修。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澄清他的罪名？不论他现在在哪里，对他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他已经得到平静了，愿上帝祝福他。”
我立刻打电话给乔。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说：“别说了，我才知道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你一定是全城最后知道这条新闻的人。”
“我睡晚了，又没买报纸。我在车上看到头条新闻，但这条并没有在头版出现。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那个参议员和他的烂货。之前我还奇怪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我是奇怪你干吗要去医死马，或想给它来个口对口人工呼吸。”
“好一幅迷人的景象。”
“嗯，我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我所知道的都是从我的客户那里得来的。听说是另一个犯人干的。”
“另一个神经病，因企图杀他妈被关了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我想你听过这个。”
“我知道了。”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他说，“如果是我在编《邮报》，老天知道，我会把那个参议员和他的金屋美人从头版挤走，我会全版刊登那把轮椅。而且还是一个瘦巴巴的男孩，看起来像个银行出纳员，不过我猜那狗娘养的一定很有点本事。轮椅，操，他就是全身包扎起来也会是一大威胁。”
“确定是他干的？”
“绝对肯定。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警卫面前干的。让他们看起来蠢透了，居然这种事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发生，但你有什么办法？那个操他娘的快得像眼镜蛇。”
“他干吗要这样做，有人知道吗？”
“所有人做事都有理由吗？他和乔治显然在贝尔维有点小冲突。说不定乔治说了几句跟冈瑟他妈有关的话，说得很难听，似乎是说他妈根本不值得一杀。”
“那是他的名字，冈瑟？”
“冈瑟·鲍斯，出生于里奇伍德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这里有两个家伙，一个杀死了另一个，而两个人都是欧洲血统。这种事多久才发生一次？就像拳击赛有两个白种小孩对打一样。”
“是的。”
“啊，在电视上，而且发生在北达科他州比斯马克的退伍军人礼堂。够了没？马修？因为我有点事在忙。”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但我怕你一听就生气。”
“我很可能会，但你干吗不试试看。”
“有没有任何可能有人借他把乔治杀了？”
“比如说中央情报局？他们通过他蛀牙的填充料来控制他？接下来我猜他们要去杀冈瑟。你最近是不是奥利佛·斯通的电影看多了？”
“依你所说，冈瑟·鲍斯不像是杰克·鲁比。”
“没错，我会这样说。”
“但杰克·鲁比也会这样说。我只是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想干什么，再从他的兄弟那里挤点钱出来吗？要他在停车计时表里再多丢点硬币？”
“我还有另一个客户。”
“哦，天哪。你不会想告诉我是谁吧？”
“我不能。”
“有意思，”他说，“我还是觉得实情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我会打电话问问，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步行了很久，至少走了一个小时以上，我没有注意时间。事实上从开始搜索信息，我就把时间放在脑后。不论有没有成果，都让我感到愉快。
但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我在笔记簿里写了一页又一页，有些是资料，有些是我记下的想法和猜测，但它们能指出一条明路吗？
而且不论它们是否有用，现在还重要吗？乔治·萨德斯基已经死了，他弟弟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要恢复这个可怜杂种的名誉，就跟那些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要恢复理查三世名誉的神经病一样无稽。
当然我还有另一个客户。在我衣柜的第一个抽屉里藏了她的五千块钱——假设这真是她的钱，而且钱还在我放的地方。我现在可没有心情把所有事视为理所当然。
我又走了几条街，想要在我的心里确定是德鲁·卡普兰让她雇我的，不是我操纵造成的，不是我想要这笔钱而借机诱她上床。
现在我又多了一件心事，我怎么会上了她的床，他的床，他们的床。而有几个钟头时间，我们的床。
老天，我还没打电话给她。很显然地，我无须送花，但我应该打电话给她，我应该吗？如果我没跟她上床，我可能早就打电话给她了，但我们昨夜共度春宵是否改变了整个情形？可能，昨夜很可能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我也还没有打电话给埃莱娜。你早上打来，她说。但我还没有。我觉得，昨晚虽然过得很不痛快，但并不严重，而且我们分手的时候并没有不愉快，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解决的事。但现在有了。
我决定一等时机合适，我会尽快打电话给她们两人，但不是在街上，不是在以吵闹的车声及音乐声为背景的街上。反正现在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是想一直走下去。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近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这么说。只要你走到外面，忘记你的忧虑，一直走下去。对，一直走下去。
我走进第二大道与东十街交会处的一家意大利式咖啡馆，已经是六点左右了。那地方叫“文艺咖啡”，除了一般有的浅色木椅，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以及仿制的艺术品之外，他们还有几个落地书架，里面放着真的书。一个招牌上写着这是为了顾客的阅览乐趣而设，但你也可以按市价买下。
店里有另外一个顾客，年纪不过三十来岁，但脸上已经一副饱经沧桑的赌马常客的表情。他的桌前有一份折起的报纸，他正拿着一个小计算器急急忙忙地算着。室内充满了香烟及新磨咖啡的味道，一股淡淡的、但肯定是那种德诺布里雪茄的味道荡漾在静止的空气里。
他们放着古典音乐，听起来很熟悉但我想不起是什么。我问为我端来双份意式浓缩咖啡的女侍。她一身黑，一条金色发辫，一副实用的眼镜，看起来像个会知道答案的人。
“我想是巴赫。”她说。
“真的吗？”
“我想是的。”
我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掏出笔记本，一页页翻过，试着从里面找出头绪。
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是什么？最有可能是处理宣告破产后的资产的公司。按照现在的经济环境，最近这样的资产一定很多。但格伦·霍尔茨曼，一个舒舒服服住在约克维尔一套公寓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和这样的公司私下交易？很可能他捡了个便宜货，但他怎么会进入这样的市场？而且他从哪里弄来的钱去买这房子？为什么会找不到任何记录？
假设他有现钞。而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暗地里做洗钱的生意。你付他们一箱子的钞票，然后你卖了公寓，或用最高价把公寓抵押出去，你就可以换来能够合法报税的钱。或者是你先抵押，然后他们取消你的抵押，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做很多遍。这样行不行得通？
就算行得通，为什么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如果有人想把脏钱合法化，难道是他们为了不想留下记录？
当然他们会给他各种文件，在文件上他要说什么都可以，国税局来查的话，绝对看不出任何破绽。但他们怎么做的，居然能在纽约市不留下任何记录？
最后，他到底从哪里拿到的钱？这个狗娘养的，我仍旧一点概念也没有。
“波契里尼。”
我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巴赫。”她说，“是波契里尼。我像是第一次真的好好听这音乐，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巴赫。所以我去查了，是波契里尼。”
“很美。”我说。
“我想是吧。”
我试着再想格伦·霍尔茨曼，但我已经失去了头绪。没用了。我啜着咖啡，一边听波契里尼的音乐。洗手间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共电话，我的眼睛忍不住停留在上面。我终于起身去打电话时，波契里尼的音乐仍在回荡。
“谢天谢地，”埃莱娜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担心什么？”
“因为昨晚一切都不对劲。因为我以为你今早会打来。因为乔治·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我对她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此事。“侦探，”我说，“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很担心你对这件事的反应。”
“担心我
会因此去喝酒？”
“最主要的是怕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很蠢。”我承认，我告诉了她我跟乔·德金及汤姆·萨德斯基的对话。她也同意这整件事很令人难堪。
“但你想想看，”她说，“由这件事显示出你有多么卖力。如果你还穿着内衣就瞪着电视，或你花点时间好好吃顿早饭看个报纸……”
“我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就知道了。这都好说。不过我想往后这可不好拿来招揽新客户。”
“是不能。”
“无论如何，我心里并没有充满着罪恶感。乔治的死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隔了很久才发现罢了。”
“很悲哀，是不是？”
“很悲哀，但不是悲剧，除非你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我替汤姆难过，但他会恢复过来。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反而简单了，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他爱他哥哥，但乔治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被爱的人。去爱对他的回忆要简单多了。”
我告诉她汤姆对我说的话，他说乔治一死，他对他的记忆马上改变了，早年比较愉快的回忆取代了后来的辛酸。我们谈了好一会儿。
她说：“你知道，你打来时我正打算出门。在市政厅有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票，只是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或你想之后跟我见面？但不要在那家‘奇怪的狗’。”
“你从市政厅过来，而我想去一个聚会。巴黎绿餐厅怎么样？十点一刻如何？”
“好极了。”
“今天真忙，”我告诉莉萨，“乔治·萨德斯基被另一个犯人刺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今早上有。”
当然。我告诉她一些我在各种政府文件里找到或找不到的资料。她说德鲁·卡普兰打过电话来，据我听起来，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与客户联络，让客户高兴。
你也可以说我在做同样的事。
“今天晚上我会很忙，”我说，“明天我再跟你联络。”
我打电话时，一本文集吸引住了我的眼睛。那是一本二十世纪英美诗选，我之所以认出来是因为简·基恩也有一本。我以为说不定我可以找到罗宾逊·杰弗斯的《伤鹰》，但它并没有收录。我念了一首《发光的、该死的共和国》，作者显然对人类、特别是美国人评价很低。
我又念了《荒原》前面对冷酷的四月作了著名描述的部分。十月，我想，可以是同样的残忍。我念了其他几首，然后我念了一首艾伦·西格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我以前也念过，但没有理由不再念一遍。
这让我想起在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下刻的诗。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我从诗名索引里找了出来。作者是约翰·麦克雷，在纪念碑上的诗引自最后几行。整首诗是这样的：
法兰德斯的旷野，吹，
吹过罂粟花穿越十字架，一排，又一排
划过我们的地方，天上
那云雀，仍旧勇敢地吟唱，飞旋
几乎没有听到下面的阵阵枪声。
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
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
我们有爱，我们被爱，
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旷野死去。
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斗
给你，从颓败的手中，我们丢下
火炬。由你高高举起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在
法兰德斯的旷野。
我正打算抄下来，忽然想到查一查内页。只要五块钱我就可以拥有它。我付了书钱和咖啡钱，就此回家。
我到巴黎绿时已经快十点半了，埃莱娜坐在酒吧间喝矿泉水。我说很抱歉迟到了，她说她没白费时间，正好利用机会与加里调情。加里是巴黎绿的酒保，他夏初时宣布他不再躲避世界，同时他以行动表现，一举刮掉了他那一大蓬从我认识他起就有的大胡子。
但现在他又重新再留。“是躲避的时候了，”他解释，“谈到躲避有太多的话可说。”
我们到我们的桌前坐下点菜，一大盘沙拉是给她的，我要的则是鱼。她保证如果我去听演讲的话，我会憎恨在那里的每—分钟。“烦死我了，”她说，“我本来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
我随身带着那本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后，我找出那首诗念给她听。
“这是我迟到的原因。”我说。
“你忙着抓住火炬？”
“我没有直接来，我多走了几条街，”我说，“我去了德魏·克林登公园，在一个战争纪念碑的底座上刻了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不过他们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引用错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这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法兰德斯的旷野。’”
“难道这不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
“不完全是。有人把‘我们这些’改成‘那些’，‘死去’改成‘逝去’，‘开在’改成‘开于’。他们用了这首诗的三十四个字，但有三个字错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
“说不定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像一肚子不满意的剧作家坚持用他剧本拍的电影不能挂他的名字。”
“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坚持。我想他的战争在罂粟花下结束了。”
“但他的文字留了下来。这正是我一直忘了问你的事。几天之前你说了几句跟莉萨·霍尔茨曼有关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一个比较洁净，比较绿的少女，但这样的词不可能是对的。”
“‘我有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
“这就对了，我想来想去差点没疯了。我知道这个句子，但我从哪里知道的？”
“是吉卜林的句子，”我说，“《去曼达雷的路上》。”
“哦，不错。我知道我从哪里听来的了。你洗澡的时候唱过。”
“我们不要跟别人提起，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为是鲍伯·霍普与平·克劳斯贝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或是我疯了？”
“或是第三个选择——两者都对。”
“说得好。吉卜林啊？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心情试一下，吉卜林？”
“当然，”我说，“我们上床。”
之后，她说：“哇，我得说我们没有失去一点感觉。你知道吗，你这只老熊，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TJ谈过吗？我希望朱莉娅没有教他如何穿衣。”
“他不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刻的字不对？”
“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这不算，几天前我才念过。如果我的记忆力真的好，我应该当时就发现错了。毕竟我高中的时候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