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早些时候，我打电话找德鲁·卡普兰，但他在法院。我在沃德尔与扬特那里又打了一次。他的秘书说已经告诉他了，而且今天下午三点他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我。不错，她说，卡普兰先生的办公室有保险箱。她说话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又听了一遍格伦的声音。如果我非得听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我希望他至少能多告诉我一点信息。所有他说的只是要我留个话。我等他说完后报上我的姓名，她立刻接了电话。我告诉她三点钟与德鲁·卡普兰在他法院街的办公室见面。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马修？”
“我已经计划好要去，”我说，“我想你会需要有人做伴。”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会很紧张。”
我告诉她我两点去找她，这样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我还要打个电话给TJ的寻呼机，但我不想留在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里等他回话，我也不认为接听电话的女孩子会欣赏他那一句“谁找TJ？”。我走出去在路上打了电话，按了我的号码，然后等他打来。
五分钟过了他还没打来，两个想打电话的路人瞪了我几眼，我花了两毛五打给我的旅馆。我的信箱里有两张TJ打过电话来的条子，没有留言，只有他寻呼机的号码。我投了另一枚钱币打给埃莱娜，但只有她的应答机回应。“是马修，”我说，“你在吗？”没人回音，我接着说：“我想今晚看到你，但事情开始忙起来。如果我及时做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不然我就晚一点上你那里去。等我把时间再弄清楚点后，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好像我还应该再说什么，但我想不出来，刚好留言带没了，也省了我一番麻烦。
我压住挂电话的钩子，但一手拿着听筒，希望TJ会打来，当然在我打电话到旅馆或埃莱娜那里时，他可能已经打来过了，这样他听到的是忙音。我正在想的时候，一个身穿暗色西装、头戴一顶扁帽的男人问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如果你想要一间私人办公室，”他说，“百老汇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空房子，多到租不出去。找人谈，他们会给你弄个桌椅，电话公司会给你装你自己的电话。”
“对不起。”
“嘿，没关系。”他说，然后丢下他自己的硬币。
我在一个街区外的地方花了另一枚硬币打给戒酒协会的办公室。我问接电话的义工附近有没有午餐时间的聚会。她要我去联合广场边的一个社区中心。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念戒酒协会开场白。我坐下来待了一小时，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心思全放在格伦·霍尔茨曼身上，没空想别的。不过这仍是一个想事情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不错的咖啡，我放在篮子里的钱也随我的意，别人既不会期望我放更多，我不放也没人在意。没人建议我自己去租间办公室，也没人建议那个在我前两排躺着睡觉的老人去找间旅馆住。
我提前几分钟到了霍尔茨曼的公寓大楼。这次是另外一个门房，但当我给他莉萨·霍尔茨曼的姓名时，他跟前一个一样满腹疑问。我也给了他我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约好来的。一经证实，我们就成了老朋友。
我上了二十八层楼，刚一敲她就打开了门，等我一走进去，她又立即关上。她抓住我的手臂，说她很高兴见到我。“你早到了五分钟，”她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定看表看了有二十次。”
“你担心？”
“从你昨天离开后我就一直在担心。我一发现这笔钱后就好紧张，但等我拿给你看，我们又谈过之后，这笔钱才变得真实起来。我应该让你把它带走。”
“为什么你想这样做？”
“因为这笔钱，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些钱让我害怕。一度我觉得放在保险箱里不安全，这是第一个他们会去找的地方。”
“他们是谁？”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跳下床把盒子从书架搬下来藏在床底下。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接着我又认定这笔钱非常危险，最想做的是把它给扔了。我想要打开盒子，把所有的钱丢出窗外。”
“亏你想得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么做吗？我害怕开窗，我怕我会想跳楼。就算窗是紧闭上锁的，我还是不敢站在窗边。通常我并不恐高，现在我也不是恐高，我是怕我自己，怕我快疯了。你看我。”
“你看来还行。”
“是吗？”
她看起来不错，身穿一条淡褐色法兰绒呢裤，一件暗草绿色的高领套衫，外罩海军蓝带铜扣西装外套。涂了口红，化了淡妆，还搽了香水，是一种树林的香味。
咖啡已经煮好了，我同意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倒了咖啡后，她到卧室拿出那只盒子。我从她那里拿过盒子，立刻感觉到它的沉重，之后我把密码转到五一一，掀开了盒盖。她说：“你还记得号码。”
“我记得很多事。”我拿出一沓钞票，一张张翻过，一面仔细观察。她问，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这些钞票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她没问题，它们并不是伪钞，也没有被塞进水果罐头里埋放在宾州某个农庄里过。有些钱，比如旧百元大钞，比其他面额较小的钞票流传得少且慢——但大多数仍然是过去十年内发行的。不过它们不是所谓的霍尔茨曼家产。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她没有把它们扔出窗外。
“我些经想要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扔出去，”她说，“这样不会伤害任何人。被掉下来的钞票砸死该有多倒霉。”
“你不希望有良心负担。”
“不，但我想到那会有多美，所有这些钞票在天上飘过，被微风吹得到处都是。而且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这样做而快乐。”
“就算如此，还是不该这样做。”我说。
我们下楼，拦了三部出租车才有一部愿意跑短程。现在这些移民一旦有了工作许可，就搞张出租车执照，他们最先学会的七个字是：我不去布鲁克林。前面两个司机对我们炫耀他们的英语能力后，微笑着开走了。第三个司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从小就会说英语，他没什么要显示的，又愿意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但这不表示他知道怎么去，不过他非常服从我们的指挥。
当然坐地铁更快更便捷，还可以省下十五块钱。但只要心智正常，谁会拎着三十万的现钞坐地铁呢？你还不如扔到窗外算了。
德鲁·卡普兰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告诉他莉萨是谁及我们找他的原因。我告诉了他几乎所有的事情，但我没说在他桌上的盒子里放着什么。我一边说，他一边询问了几个细节，但他也没提半个与那盒子有关的字。然后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天花板。
“需要刷油漆了。”我冒出一句。
“是吗？你应该去剪头发了，但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唐突了？”
“显然。”
“显然。霍尔茨曼太太，首先让我表示我对你的同情。当然我看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实在太不幸了。”
“谢谢你。”
“从我刚才听到的情形，你绝对需要有人来维护你的权益。我了解，你想要把——”他指着那只盒子，“——把它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没有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看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马修说不定可以，比如说，猜三次，随便猜猜看里面可能装了些什么。”
“猜三次？”我问。
“不错，就像在黑暗里开枪一样。”
“好吧，”我说，“嗯，里面可能有好几根从坦桑尼亚走私的偷猎的象牙。”
“嗯，这是一种可能。”
“克拉特法官也可能在里面。”
“很可能，”德鲁说，显然在自得其乐，“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猜几次了？两次了吧。”
“嗯，还有一次。”
“哦，我猜也可能是一大笔现钞在里面。”
“这可是千载难逢，如果真的有钞票在里面，你可以再随便猜一下，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呃，我猜不出来。”
“那套公寓，以及与那位男士有关的所有的事都那么神秘。没问题。”他把一只手放在盒子上，“我会帮你看管这个盒子，”他宣布，“我们都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而且不止是我看管盒子这件事，就连这盒子的存在都是机密。我会给你一张保管盒子的收据，霍尔茨曼太太，或女士？”
“写收据？其实我无所谓。”
“收据上只写莉萨·霍尔茨曼。我想知道你喜欢被怎么称呼？”
“莉萨，”她说，“叫我莉萨。”
“好，那就叫我德鲁。就像我说的，我会给你一张收据，但万一发生窃盗并且这个盒子不见了，你必须了解，我既不可能赔给你，也没有保险公司的赔偿。我可以赔你买盒子的钱，但我不负责赔里面的东西。”
她望着我，我点一点头，她告诉德鲁她明白。
“你放心，”他说，“我不偷客户的钱，我只是收费高昂。从长期来说这样会赚得更多，而且不会住在监狱里。莉萨，如果这个盒子是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我可以收你些钱替你保管。我也可以建议你到街角去用你结婚前的姓，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租一个保险箱。”他两手交叠坐直，“但你要考虑的不止是这点。你有套公寓，如果你丈夫是用来路不明的钱买的话，国税局的人可能会很感兴趣。你还有保险公司的钱，通常他们不能去碰它，但还是要看投保的险种、谁是受益人，以及你的那个微笑男孩是怎么填的税单。”他皱皱眉，“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过世的丈夫表示不敬，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把你丟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常常使我忍不住说两句难听的话。”
“但骨子里，”我说，“德鲁其实是个王子。”
他不理我。“很有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他继续说，“只有当你知道它们的存在，你才可能拿得到。我想要你做的是，莉萨，给我一张五千块的支票，雇我当你的代理人。这笔钱应该足够付我替你做事的酬劳了。”
她又望着我。这次我说：“不成，德鲁，她没有钱。”
“哦？”
“没有钱在银行里。她以后还是会拿到保险公司的钱，但目前她只有一个日常支出的账户，里面的钱只够她日常开销。”
“我明白了。”
我对那个盒子投以一瞥。他的眼睛转过去又再回到我身上。“我喜欢客户用支票付款，”他说，“如果我出去一会儿，而且等我回来后再把那个盒子放进保险箱，说不定她可以写一张支票，然后等她回家后，她忽然在冰箱里发现了五千块，足够她存进银行，所以她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会留下记录，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任何人去査，他们一定首先注意到那笔存进去的现钞。”
“不错，你说得对，”他说，“妈的，让我想一想。”他往后坐下，闭起眼睛。整整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说：“好吧，我们这样办。我希望你带了支票簿来，我要请你写一张支票给德鲁·卡普兰律师，金额是两百元。”
我说：“你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先漫天要价，但通常你可以就地还价。”
“我没听过这话，”他说，“你全写上了吗，我的名字及律师头衔，代理人？好。”他拿起电话对讲机，“凯伦，用公司的账户开张支票给马修·斯卡德，注明是替莉萨·霍尔茨曼从事调查服务。”他把她的名字拼给凯伦，然后遮住听筒对我说：“调查？侦查？哪个词才——”
“管他的。”
他耸耸肩，对着电话说：“一百元，先放你那儿。等他走的时候，他会去拿。”
“我喜欢这样，”我说，“我们是伙伴了吗？我们这不是五五分账吗？”
他没理我，说“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我要到走廊去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如果莉萨忽然发现她居然忘记她的皮包里有一万块，我可一点也不会惊奇。啊，我并没有忽然提高价钱，我过一下就回来。”
等他离开后，我打开盒子，取出两叠钞票，每叠有五十张西元大钞。她把钞票放进皮包，我负责关盒并转了号码锁。我们静静等待，直到德鲁拿着我的支票回来。“一百块，”他说，“现在你可以去买辆凯迪拉克了。”
“你永远不可能猜到莉萨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什么。”
“我猜是坦桑尼亚的象牙，不过我猜错了也没关系。”莉萨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拿出那两叠钞票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叹了口气说：“你想循规蹈矩，你想不拿现钞，但这样偏偏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正因为这样律师常会惹上麻烦。”他想了想说：“一计不成，还有一
计。”他拿起一沓钞票，在手上据一掂丢给我。他拿起另一叠，刷啦啦翻过，又叹了口气，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面对着莉萨，他说：“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吧。”
“你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马修都可以解释给你听。现在你有了一个律师，也有了一个私家侦探，而且因为我写了张支票雇了我们的朋友，任何你告诉他的事或他查出来的事都享有特别保护，他不能被迫说出来。倒不是他会说出去，但这样一来他的屁股就完全被盖住了，很抱歉我说了粗口，但这是真话。”他拿起盒子，“我忘了象牙有多重，特别是那种私猎的。莉萨，我会跟你联络。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把一切交给我。任何人问你任何事都不要回答。不要让任何没有搜查令的人进入你公寓，如果有人拿了搜查令来，立刻给我打电话。马修，跟你合作永远愉快。”
街上的出租车站有一辆出租车在排班，这次司机对我们的目的地——第十大道第五十七街——并不嫌弃。“那是在曼哈顿。”我说，而他表示不成问题。莉萨奇怪为什么我要说出哪一区，难道布鲁克林也有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没错，我说，而且它们交界的地方接近日落公园与湾脊区相交之处。她说她对布鲁克林一点也不熟，但她曾去过威廉姆斯博格桥，有几个她认识的艺术家在那里有房子，不过我们离那里并不近，是不是？是的，我说，我们离那儿一点也不近。
我们就像这样随便谈着，直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路上楼直到她的公寓。“我得要喝一杯，”她宣布，“从我怀孕后我就不再喝了，但现在我没有理由不喝，是不是？我想我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你呢？”
“如果你还有剩的咖啡，我就再喝一点。”
“你不喝酒？”
“我以前喝。”
她听了想一想，开口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走进厨房给我拿了咖啡，又给她自己一杯我看来非常淡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们各自选了一张沙发坐下，然后开始讨论在法院街办公室接洽的经过。德鲁不想拿现钞，我解释给她听，因为律师常因此而惹上麻烦。好些辩护律师收了毒犯给他们的现金，结果出了问题。政府会以那些钱是经由非法毒品交易而得来的为理由，把钱没收充公，有时候虽然被告人的案子已经被驳回无效，他们还是有办法把钱拿走。
“格伦买卖毒品吗？”
“谁知道？”我说，“目前谁能说出他到底做过什么，但无论如何那笔钱很有可能是非法的，至少没缴过税；而且它再也无法缴税，因为德鲁不容易将它记在账面上存进银行，这样钱的来源可能会受到置疑，所以这笔钱不能入账户。”
“我以为有人喜欢收不需要入账的钱。”
“不一定。依你的情形，他虽然少付点税，但他做了违法的事。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了违法的事。”
“而那两个人是——”
“就是你跟我。他不认为我们会告发他，不然他也不会收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要我当他的面也拿了五千美元，现在我也不比他干净。哦，如果你要的话，我把钱还给你。”
“为什么？”
“这是一大笔钱。”
“你还记得吗？几个小时前我曾打算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扔到窗外。”
“你不会那样做的。”
“是的，但我想那样做。几天以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发现它们之后，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把它拿走，或为了拿这笔钱把我杀了。现在看来我可能有机会真的拿到些钱，就算我拿不到，至少我不需要再担心。如果有一卷钞票给了你，另一卷给了一个在布鲁克林的律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她痛快的喝了一口酒，仿佛在为她的自问自答画上句号。这引发了我一闪而过的回忆——那微带药味的威士忌，被冰块降低了温度，又被苏打水稀释，苏打水的泡沫以及威士忌的酒精流在舌尖上微刺的感觉。天哪，我几乎可以听到那背景音乐，布鲁贝克或奇科·汉密尔顿，或是切特·贝克的喇叭独奏，然后他放下喇叭，用那种和她的酒一样薄、一样冷、一样令人难忘的声音唱歌。
“我得打几个电话。”
“当然。”她说，“你想用卧室的电话吗？你会有较多隐私。”
“没关系。”我说。
我打给埃莱娜。“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我说，“而且还没完事。”
“你要不要取消？”
“不，不要。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办，之后我先回家，冲个澡休息半小时。我八点左右来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转角那家小店吃饭。”
“哪家小店？哪个转角？”
“你决定。”
“好的，”她说，“八点？”
“八点。”
我挂了电话又打给TJ，然后按下莉萨的电话号码。“一个朋友有寻呼机，”我解释，“他可能随时会打来。电话铃响时，在应答机还没启动之前，我们得先接。”
“为什么不就由你来接，马修？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如果不是打给你的，就告诉他们号码错了。”
“他们会不会再打来？”
“去他的。”她说，一面咯咯笑。“我很久没喝酒了，”她说，“我想我有点醉了。你刚才是在跟埃莱娜说话吗？”
“没错。”
“我喜欢埃莱娜。”
“我也是。”
“我热了。”她边说边站起来，“屋子西向就有这点不好，下午变得很热。今年夏天每天下午我都得关起百叶窗，所以这个地方不会热到空调也不管用。但我还得记得在太阳西下之前把窗户打开。”她脱下外套，挂到椅背上，“你能留到日落后再走吗，马修？”
“我想不能。”
“我们有个录像机，我可以对着窗录下日落给你看。哦，妈的，我又说了一次。”
“什么又说了一次？”
“说‘我们’，而不是说‘我’。我有个录像机。但你不会去录下日落来看，你会吗？你会想亲眼看到日落的。还有水族箱的录像带，你看过吗？”
“我想我曾听说过。”
“格伦曾经租过一次，你能相信吗？就是为了看看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思议，你会发誓你看到真的鱼在你的电视机里游泳，那电视机就像个水族箱。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
“有什么？”
“一种巨型的电视屏幕，”她说，“让你挂在没有窗户的墙上，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公寓的后面，从窗户望出去只有排气孔，那你就直接挂在窗上。他们可以卖给你日落录像带，就好像你从自己的窗外望出去一样，而且比真的更好，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你可以在半夜两点钟看到气象万千的日落。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绝妙主意？”
“妙极了。”
“我觉得是。马修，你知道我希望什么？”
“什么？”
此时电话铃响了。“我希望你去接。”她说。
是TJ，他抱怨一整天都在找我。“我找到她了，”他说，“但我又跟丢了。”
“那个证人？”
“她看到枪杀的经过，”他说，“但要从她那里套出话来很不容易，她还是个害羞的孩子。”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电话上，不要说名字，而且她告诉我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假的。是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名。”
“她是一个变性人？”
“她管这叫TS。我一直以为那两个字代表别的意思。我告诉她，你叫TS，我叫TJ，说不定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见你的鬼，她说。”
“她是干那行的女孩吗？”
“她干的是怎么做个女孩。我一边拼命跟着她，一边拼命找你。你呼叫我一次，但我找不到电话。后来我找到了电话，又变成你的电话在忙。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但是一个勉强会说英文的家伙接的。我跟他说，老兄，又不是打给你的，你接什么接？现在他大概还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她是证人。她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们说过的那两个人。”
“格伦和乔治？”
“在电话里可以说吗？没错，那两个。”
“她有没有看到枪杀？”
“她说她有，之前之后都看到了。看到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在掏他的口袋。”
“或是弯腰在他身边捡弹壳。”
“我也是这样想，你可能有问题想问她？”
“一大堆问题，”我说，“她在哪儿？”
“在外面走动。四点钟要去看医生，不让我跟着她。‘TJ，你一定有更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试着跟踪她。”
“真的吗？”
“难道这不是侦探本色？只是你最好给我上点课，我好像快应付不下来了。”
“这很不容易。”
“我跟着她进入地铁站，但我没有赶上车。我跳过投币转门，但差得太远了，再加上有个傻瓜要去报告我没投币。老兄，我说，你离我远一点，别再说什么人人有责逮捕这种屁话，不然我立刻心脏病发倒在地上。”他叹了口气，“我跟丢了。”
“你能再找到她吗？”
“希望如此。我给了她我的号码，要她看完医生后呼我。如果她没打来，我会去公园找她。”
“她在哪里做事？”
“她在那条街上做。不然她就去格林尼治的西街上。她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干，因为她没有皮条客，也不用可卡因。”
“那她的嗜好是什么？”
“我猜她特别喜欢看医生，”他说，“把钱存起来做这个那个手术。只要你真的疯狂地想要的话，你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可以在你身上动什么手脚。”
“在电影里，”我说，“女孩子总是想存手术费，好让她弟弟可以再站起来走路。”
“那是电影，”他说，“年头变了。”
我告诉TJ，我还会在这号码上待个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我会先回旅馆一会儿，然后去埃莱娜那里。当我离开旅馆时我会设好转移服务，所以他可以找到我。任何时间都行，我说，多晚都没关系。
窗上显出莉萨的身影，她的曲线不再被蓝外套包着。我的眼睛被她的胸和臀吸引住。她说：“我听到你说你会在这儿再留二十分钟。”
“如果对你没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是不是你有消息想告诉我？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突破？为什么这么好笑？”
“没什么，我刚才跟一个替我做事的小孩说话。他不是个线人，虽然另外有两个这样的人，我应该去找他们谈谈。比如说我的朋友丹尼男孩，他发现了一个枪案的目击证人，或至少看到了枪案之后的情况。这算不算突破？也许不是。我得知道她究竟看到什么，或以为她看到什么，然后考虑她的证词有多可靠。”
“是个女人吗？”
“不完全是。不论我从证人那里得到什么资料，我想都会比今天早上我从沃德尔与扬特那里所发现的深入。”
“你提到你曾去过那里，但你没说你发现了什么。”我等了不止原先计划的二十分钟，又多了至少五分钟到十分钟。我把从埃莉诺那儿听来的话重述一遍，并跟莉萨·霍尔茨曼对她丈夫的了解进行核对。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页，这个当儿她回到厨房再去添了酒，这次的颜色似乎比上次要深，不过也可能是光线的原因，我们看到太阳开始西沉。
终于我从沙发里站起来，告诉她我该走了。“我知道，”她说，“你跟埃莱娜约好八点钟见面，然后要到转角处的小餐馆吃饭。”
“你听到了。”
“我建议你到卧室去打，可以有较多的隐私。”她说，让那句话在空气中悬荡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先回旅馆去冲澡。”她伸出一只手，碰碰我的脸，她的手指逆着皮肤往上滑过，“你可能还想刮个胡子。”
“说不定。”
“我要搬把椅子坐在窗前看夕阳，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看。”我没说什么，而她拉着我的手臂带我走到门口。她的臀部触碰着我，我可以闻到她呼吸里的威士忌酒味，以及那股像从林子里传来的香水味。
在门口她说：“如果你发现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事，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或者就打来聊聊天，”她说，“我觉得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