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坐落在十九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十二层大楼的八楼上。底楼有两间店面，一家卖照相机及暗房用品，另一家卖文具。大楼的指示牌上写着一家广告商品专卖店，以及一家环保杂志社。沃德尔与扬特楼下是一家减价男子服饰商店，廉价出售因关门或破产而倾销的商品。
这栋建筑十分陈旧，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也很久没装修过了。褐红色地毯已经磨损，家具是擦痕累累的六十英寸木板桌，以及与之相配的椅子和桃花心木玻璃门的书架。头顶上的照明设备不过是一个个光秃秃的电灯泡，外面一围绿色的金属灯罩。乍看之下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布景，只有新科技提供了唯一与这种氛围不合的新兴气象。在一些老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电脑、按键式电话、传真机和复印机。还有一架老式的打字机。当我跟着埃莉诺·扬特经过像迷宫般一格格的小办公隔间走向她的办公室时，我还可以听到那个老打字机咔啦咔啦的打字声。
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相貌端好的女人，现在身体已经有点发福了。铁灰色头发，一双机警的蓝色眼睛。她深蓝西装外套的领子上别了一只玛瑙浮雕胸针，左手戴婚戒的手指上有只镶钻的金指环。我早上十点打电话去要求见面的时候，她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去见她。我慢慢地走到那里，中途还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现在是十一点了，她坐在她的办公桌边，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
她说：“说来很可笑，我们通完电话之后，我开始想我们这样会面是否恰当。我需要一点参考意见，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我应该去问格伦。”她温和地笑一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打电话给我自己的律师，把情形解释给他听。他指出既然我没有什么事要隐瞒或发表，我不需要担心做出轻率的行动。”她从桌面拿起一支笔，“所以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斯卡德先生。我们谈谈没问题，但我怕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格伦·霍尔茨曼替你工作多久了？”
“三年多。我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就雇了他。霍华德是四月过世的，格伦在六月第一个星期开始上班。我在芝加哥书展跟他约谈，而那个书展每年都在五月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举行。”她一转手上的笔，“我先生原来是公司的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有律师执照，所以当然由他料理公司的契约。”
“扬特先生过世后——”
“沃德尔先生，”她说，“在家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和太太，在这里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及扬特女士。当然在女士变为通称之前，多年以来，我是扬特小姐。霍华德很不喜欢‘小姐’这个词，不过我得加一句，倒不是他有大男子主义，而是‘小姐’这个字并不是任何一个字的缩写，在他看来简直没有一点章法。”她的视线穿过我的左肩，停在某一处，回忆过往的岁月。“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她说，“我们只有现在一半大的地方，跟一个叫莫里·凯尔顿的男人分租这间办公室。他是一个经纪人，专门经营伴舞乐队，脱衣舞娘之类，还有后来一些最不成功的歌舞团，在这里，看到纽约市里最奇怪的人走进门来是很平常的事。你看过《百老汇丹尼玫瑰》吗？我们一看立刻想到莫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猜他早已过世，不然他现在应该快九十了。”
远方传来打字机的声音。“莫里·凯尔顿，”她说，“是一个缺乏涵养的粗人，但他不是没有可爱之处。你戴看书的眼镜吗，斯卡德先生？”
“你的意思是？”
“你到了需要戴的年纪。你看书的时候戴眼镜吗？”
“没有，”我说，“我说不定可以戴了，只要灯光不太暗的话，不戴也可以将就。”
“那么我猜你不会是我们的顾客。既然你不需要看书的眼镜，你大概不会去买大字体版本的书。”
“还没有买过。”
“你真有耐心，”她说，“让我径自回忆过去的日子，又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会问起是因为我想到公司的初创时期。当我遇见霍华德·沃德尔的时候，他替纽博尔特兄弟公司拟定契约和出售分公司权益。他们是一家很小的贸易公司，几年前被麦克米兰买走了，但当霍华德自己出去做的时候，他们还很赚钱。你知道是什么让他决定出去自立门户闯天下？”
“是什么？”
“老花眼。他要眯着眼看小字，伸直手臂远远拿着书，还不能看普及版，因为字太小了。在他有了第一副看书眼镜之后的一个星期，他开始找办公室。一个月之内，他签了租约，通知了纽博尔特兄弟公司。我当时在那里的印制部做助理，每天都在电话里跟印刷厂争执不休。但我私下里做梦，梦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斯韦尔·珀金斯，鼓励年轻的作者，希望能鼓动今日的火花，变为明日文学界的烈火。‘埃利，’他说，‘到处充满了视力衰退的老家伙，但他们找不到东西可以看。除了已经发行三十几版的《圣经》之外，唯一的大字体书都是那种《正面思考的力量》或《摩门经》。如果这还不算是赚钱良机，我也想不出别的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工作？你就有机会遇见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会有机会用完一支蓝色铅笔。我怕我们赚不了大钱，但我敢打赌我们会觉得做起来很有意思。”
“所以你就替他工作？”
“我想都没想就决定了。我会有什么损失？而且我们的确干得很有劲，同时又赚了不少钱。但不是一开始就赚钱。天知道，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工作十二小时。霍华德索性放弃了他的公寓，睡在这里的一张沙发上，声称这样省下了房租、交通费以及每天一小时的路上时间。他买了一只电炉，和一个很小的冰箱，我们就在桌边吃。好些年下来我们唯一的顾客是图书馆，而且我们还卖不出多少。但我们并没放弃，生意终于渐渐扩大。
“当然我们开始谈恋爱。而且很浪漫，因为我们私下都以为自己的感情是不会有回报的，所以在我们终于坦然面对彼此之前，我们已经相爱很久了。之后我们试着弥补失去的时间，不过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说呢？”
我想起我烂醉的那些年，那些颓唐的日子，那些人事不省的夜晚。我记起弗雷迪·芬德的歌——《虚度的白天虛度的夜》，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我说，“我不相信有任何时间是白白过去的。”
“但我们急切地去弥补！有一个星期，他每晚都留在我的公寓。我在东缘大道东侧有两个小房间。得爬五楼，没电梯，那时霍华德已经四十好几了，以他身体的状况爬五楼实在不能承受。每早转两趟车上班也是苦事一桩。一个星期后他说：‘埃利，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刚才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过话，他们在格拉莫西公园那里有一套非常合适的公寓，我们可以走路去上班。你去看看好吗？我相信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不错，就跟他要下来。’然后仿佛理所当然地，他加了一句，‘我们结婚吧。事实上，不论你喜不喜欢那套公寓，我们现在都可以去办。’”
“就这样。”
“就这样。我们把我的名字改成沃德尔太太，把公司的名字改成沃德尔与扬特，之后我们有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从没有换过办公室，我们接收了莫里·凯尔顿的地方，等另一边有空房时，又加上了一间。这个区域现在变得热门起来，各色出版社都搬了进来。但我们仍旧在这里，我也仍旧住在格拉莫西公园。我一个人住那套公寓有点太大了，不过这办公室又嫌太小，所以我很想均衡一下，斯卡德先生，我很抱歉，你应该提醒我转到正题。”
“我听得很有兴趣。”
“那么我就收回我的抱歉。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偶尔需要法律顾问时用的一家事务所工作。经过他朋友的建议，他把他的履历送来。那家事务所叫沙利文-宾斯托克-罗恩-海斯，他们在帝国大厦里有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他们已经解散了。这不重要，我甚至不知道格伦朋友的名字，而且我想他一定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人。
“格伦那时正失业。他在宾州西部一个叫咆哮泉镇的地方长大。我想离那儿最近的大一点的城市是阿尔图那。他在宾州州立大学念的书。呃，倒不是我有这么好的记忆，我跟你通过电话后去查了档案。”
“我开始感到惊讶了。”
“大学毕业后他在阿尔图那工作了几年。他有一个舅舅是做保险的，他就替他舅舅做事。等他妈妈过世——他父亲早死了——他就拿了保险费及卖房子得到的钱搬到纽约来，之后他上了纽约法学院。当你的眼睛在履历表上看到这几个字时，你会把它读成纽约大学法学院，事实上这两个学校有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他在那里读得不错，而且只考一次就拿到了律师执照，他就搬到白原替一家小事务所做事。他说纽约的事务所不雇人，我想意思是他们不雇履历表上填着宾州州立大学及纽约法学院的男孩。”
“但他不喜欢在威切斯特郡工作，也不喜欢住在那里，不久后他就联络上一家城里的出版社，在他们的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当那家出版社被一家荷兰联合企业公司并购后，他的部门整个被裁了，他也就失了业。那时霍华德·沃德尔刚过世，格伦送来他的履历，我觉得不需再面试其他的人了。”
“刚开始时，”她说，“并没有多少事可以给他做。我们大部分的交易对象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美国书商。我们的合同非常简单明白。我们专门再版旧书，所以不需要取得版权或担心被起诉。我们并不签约购买原著，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作者交不出稿子要取回预付金而上法庭。你看，格伦所做的事不过是霍华德工作的一部分。
“但这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他。我要怎么解释才好？”她皱起眉头想找个例子，“我的秘书有台打字机，”她说，“当然她也有台电脑可以用来做所有的事。但每隔一阵子有些表格要填，那你就不能用电脑了。你看，当你得要在一张已经有格式纸上打几行字的时候，你一定得用打字机。常常好几天过去了，打字机一直没有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它。”
“我想刚才我曾听到它的声音。”
“不，我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我秘书的打字机是小型无声的电动打字机，几乎跟她的电脑一样安静。你听到的是从一架老式安德伍德牌的打字机发出的，吵得就像是电影《头条新闻》里的市政新闻室。我们做国外版权的人坚持要用它，而且只用它来处理所有的通信。这是一架惨不忍睹的老机器，字键不正，o及e上又沾满了墨。她弄出这种惨不忍睹的信，信上满是修改，然后传真送到世界各地。让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只有二十八岁，据说他们都是电脑时代的一分子。”她叹了一口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格伦是个古董，绝没这回事。但就像打字机一样，当我们要用到他的时候，他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那么其他的时间他在做什么？”
“他花很多时间坐在桌边阅读。他的专长是历史及世界政务，我们曾经根据他的建议出过几本书。他也涉及过其他的领域。”她眯起了眼睛，“格伦刚来的时候，”她说，“我想他的潜力不止担任法律顾问而已。事实上，我曾经视他为可能的接班人。”
“是吗？”
“你还记得吗？我的丈夫也是从律师起家的。所以我想格伦也可以用他的职务做起点，继而发展到生意的各个层面。目前我绝对没有退休的意思，但几年之后，我可能会作这样的打算，特别是假如我有现成的人才可以接手。我从来没有直接对格伦这样说，但我的意思他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他的工作有大好前途。”
“但他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我丈夫最后做的企划之一是成立大字体读书俱乐部。俱乐部在筹备阶段需要很多的法律事务工作，刚开始时格伦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那上面。在计划里要我们针对有特殊兴趣的读者，去发展其他的俱乐部——侦探小说，科幻小说，食谱等。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的生意发展潜力，格伦所需要做的只是开个头，等法律事务部分结束后，再扩展整个企划。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来这里六个月或八个月后，我逐渐明白到原来他只想在我们这个小池塘里做只小青蛙。最早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过渡阶段，等一有机会，他就会跳槽到其他公司，比如大的法律事务所。但时间不断过去，看来我是错了，他在这里很满意，我想他一定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很失望？”
“我想这是难免的。我视他为另一个霍华德·沃德尔，但他不是。而且我以为我可以早点退休了。照现在看来，我还得继续经营个五年，不过我想我知道到时候谁会来接手。”
“替你负责外国版权的那个人。”
“你说对了！到那个时候，她的打字就不重要了，因为她自己会
有一个秘书。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无意间猜中了。”
“开玩笑。你不是猜的。你说的时候充满了绝对的信心。为什么你会知道？”
“从你的声音，当你提到她时的语调，还有你的眼神。”
“没有比这些更具体的？”
“没有。”
“了不起。她不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你一定是这一行里的高手，斯卡德先生。这是不是你工作的方法，跟人说话，听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观察他们的神情？”
“那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说，“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的工作，然后我问起格伦·霍尔茨曼的薪水。
“他每年都加薪，”她说，“但比大的事务所付给刚出校门的新人还是少很多。当然他们在这些人身上每个星期可以榨出七八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而我告诉过你我们对格伦的要求非常少。不过他赚的钱足够他生活充裕。他来的时候还是单身，当他结婚时，他很聪明地娶了一个富家女。我说错了什么吗？”
“他说他的太太很有钱？”
“可能没这样直接，但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
“她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说，“以独立绘画为生。她住在下东城一栋破旧的廉价公寓里。”
“这太意外了。”
“他在这里遇见她的，”我继续，“她来此向你的艺术指导展示她的作品，而他一眼就看上她了。据我所知，一切都很浪漫，虽然跟你们的恋爱经过很不一样。”
“谈恋爱不知是否能用来形容我们。”她说，“但请再继续说下去。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他的猛烈追求让她神魂颠倒。他们认识一个月后，他就向她求婚。”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止这么短。”
“你从来没见过他太太？”
“没有。我知道她从丹佛来的，婚礼也在那里举行。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参加。所以我想他们只请了家人。”
“她从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来的，”我说，“我的印象是，当她搬到纽约后，她跟她的家里就不再来往。他们在市政府结的婚，之后去百慕大度的蜜月。”
“那么她的父亲大概不会在维尔和艾斯本建滑雪度假村吧。”
“我不记得她告诉我这回事，不，我不觉得她父亲做这类的事。当他们度蜜月回来时，格伦给了她一个大惊奇，一套新公寓。他用他父母遗留下来的钱付头期款。”
“我的印象是，他勉强才读完法学院。”
“说不定他省下了午饭钱。”
“那套公寓——”
“不大，有两间卧室，但视野好极了。我想至少值二十五万。”
“新的，是不是？建筑商会帮忙安排，所以你只需要付百分之十的头款。他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就够了。但他每月分期付款是不是会有问题？”
我对她解释，分期付款一点也没问题。他用现金买的房子。
她瞪着我，“他哪来的钱？”
“我不知道。”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一定盗用公款。但二十五万？我想不太可能，不过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在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听过在出版界有两桩盗窃公款的例子。有一桩就高达六位数。这两桩案子都很快被遮盖过去，两桩都牵涉到可卡因，只要牵涉到毒品似乎特别容易产生那样的行为。吸毒造成了强烈的偷钱动机，同时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及判断力。格伦用可卡因吗？”
“你有没有怀疑过他？”
“当然没有。我以为他连酒都不怎么喝。”
我问起他们有没有很多现金。
“我们在银行存了不少，账目会列出每一笔现金支出。不过我想你的意思不是指这个。”
“我是指现钞，”我说，“真正的钞票。”
“钞票，呃，斯卡德先生，我的秘书桌上右边第一个抽屉有个放零钞的盒子。有人来送东西的时候，她可以用来付小费。我猜钱多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个五十块，这得要非常能干，才能从里面偷出二十五万。”
“霍尔茨曼搞到的钱全是现钞。如果他从你这里偷钱，他会开个假户头，然后付钱给这个户头，不过看来并没有这样的迹象。”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觉得他从哪里拿到的钱？”
“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一直有钱。说不定他的父母很有钱，他们留给他一大笔钱，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用了一部分钱去念法学院，然后把剩下的钱存起来。”
“现钞？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单。除非他拿到钱的时候，就已经是现钞了。”
“这怎么可能？”
“说不定是藏在水果罐头里的钱，他爸妈死后，他发现那堆他父母藏起来没缴税的钱。他应该是什么时候来纽约的？十年以前？”
“至少有这么久。我可以让伊妮德査档案。”
“没关系。十年，我看到的钞票没这么老，不过我没有去查连号日期或签名，所以——”
“你看到钞票？”
“我原来不打算说的。他的公寓里有一些现钞。”我答。“有不少？”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最后她问我谁是我的客户。我告诉了她。她想知道这是否表示乔治·萨德斯基是无辜的。不一定，我说。可能这只表示他杀了一个身藏秘密的人。等我找出格伦·霍尔茨曼的秘密后，我可能会知道更多，但目前我只知道他有秘密。
“最近他常工作到很晚，”我说，“至少他是这样告诉他太太的。但如果像你所说，他的工作量是如此轻松的话——”
“我不记得他曾经留在办公室超过五点钟。”
“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有时晚上他也有约。是生意上的，想来跟沃德尔与扬特无关。”
她摇摇头。“我真猜不透，”她说，“我不认为我特别天真，但如果要找人来演《双重人生》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想到格伦的。”
“我见过他。”
“你刚才没提起。”
“嗯，没什么可说的，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个社交场合看到他们，他和他太太。那是在春天。后来我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我住的地方跟他只差一条街。他想跟我谈出书的计划。”
“你是一个作家？”
“不，而且我并不感兴趣，但他表示他想出一本有关我经验的书。从你刚才所说的话中，我想你的公司是专门重印旧书。”
“不错，你说得对。”
“而我有一个感觉，格伦对要我写书并不真感兴趣。他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并不想让我知道究竟是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时觉得很不舒服。他总是显得鬼鬼祟祟。”
“你的直觉显然比我的要敏锐。”
“说不定他在这里并没有暗藏心机，”我猜道，“他只在不办公的时候，才显露出他黑暗的那一面。”
她是老板，她告诉我。如果格伦有黑暗的一面，或甚至有轻松的一面，那他最不可能在付他薪水的人面前显露出来。她带着我到办公室去，把我介绍给格伦的三个同事，包括那个负责国外版权的年轻女士，我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谈了谈，但这些谈话并没有增加多少我对格伦的认识。最近他的工作主要在发展一个大字体读书俱乐部，以及处理要求会员每年至少要购买多少书的法律细节问题。结果我只是多知道了一些我不感兴趣的细节。我不觉得这些事跟盒子里的钱，跟枪杀，或跟溅在人行道上的血有任何关系。
回到埃莉诺·扬特的办公室后，她想知道我对这个案子里一些不能解答的问题做何猜测。我告诉她现在猜还嫌太早。我手头的资料太少了。
“我怕你会这样说，”她说，“我想知道结果如何，但我有种感觉，我不会在报上读得到。”
“不一定。”
“就算如此，通常他们不会登整个故事，对不对？”
“不错。”
“你回头可以来告诉我吗？当然我会先要我的会计师查清楚，确定我们公司并没有替格伦付买公寓的钱。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会通知你。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我给了她一张。她说：“只一个名字，一个号码，没有别的了。一张再简洁不过的名片。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斯卡德先生。我不出版原著，但我几乎跟这里所有出版原著的人都很熟，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书的话——”
“真的不想。”
“不可思议，”她说，“整个纽约没有一个警察或侦探不想出书的。现在没有人在外面追查犯人了，他们都在找出版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