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格伦·霍尔茨曼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艾略特在《荒原》中这样说，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那他总该明白他自己说这话的含意吧？我可不懂。对我来说，每个月都很难熬。
我们是在桑多尔·凯尔斯坦的画廊见的面。那个画廊在五十七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一幢五层楼上。那幢楼里有不下十几个画廊。当天，一个现代摄影团体的春展开幕。三楼的一间大厅里，在展示七位摄影家的作品。来捧场的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像莉萨·霍尔茨曼以及埃莱娜·莫德尔这一行人。他们每星期四晚上在亨特学院修一门名叫“作为抽象艺术的摄影”的课程。
桌上已经摆好了装着红酒、白酒的塑料酒杯，插着五颜六色牙签的奶酪，还有汽水。我为自己倒了一点，去找埃莱娜。她把我介绍给霍尔茨曼。
我只看他一眼，便立刻断定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告诉自己，这太荒谬了。我跟他握了手，回以笑脸。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四人在第八大道吃泰国菜。我们叫了面，霍尔茨曼要了一瓶啤酒配肉吃，其他人则喝泰式冰咖啡。
我们之间的谈话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开始在谈刚看过的戏，然后又随意聊了一会儿一般性的话题，诸如本地的政治、球赛、气象等。我已经知道他是律师，在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工作。这家出版社专门用大号字体重印已出版作品。
“挺无聊的，”他说，“大部分是合约。每隔一阵子，我就给人写封措辞严厉的信。哈，这可是一套我迫不及待想要传后的本领。等我们的小孩够大了，我就教他怎么写这种信。”
“或说是她。”莉萨接口道。
不论是她还是他，都还没出生，产期在秋天。这是莉萨没喝啤酒改喝咖啡的原因。埃莱娜本来就不怎么喝，最近更是滴酒不沾。而我，一天参加一次戒酒聚会，也不喝。
“或说是她。”格伦附和道，“不论男孩还是女孩，这孩子可以跟着父亲重走这条无聊的路。马修，你的工作一定刺激多了。还是我电视看得太多，所以有这种想法？”
“有时挺刺激的，”我说，“但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例行工作，跟其他职业没什么差别。”
“在你自己出来做之前，你当过警察是吧？”
“不错。”
“现在，你给侦探社做？”
“他们来找我时，”我回答，“我替侦探社工作，按件计酬，其他时间我自己接案子。”
“我猜，你一定处理过很多行业间谍的案子，一肚子怨气的雇员出售公司机密。”
“偶尔。”
“活不多？”
“我没有执照，”我说，“所以通常拿不到大公司的案子，至少靠我自己很难。侦探社是接过这种案子，不过他们最近找我办的多半与仿冒商标有关。”
“仿冒商标？”
“从仿冒劳力士表，到运动衣或棒球帽盗用未经授权的商标。”
“听起来很有意思。”
“不见得，”我回答，“以我们这行来说，就跟你写信逼人差不多。”
“那你最好有个孩子，”他说，“这正是你会想传后的看家本领。”
晚饭后，我们走到他们的公寓。我们非常尽责地赞叹从他们家看出去的景致。埃莱娜的公寓可以看到东河的一部分，从我的旅馆房间，则可以瞄到世界贸易中心，但可不能跟他们家相提并论。公寓本身并不大，第二间卧室只有十英尺见方，而且像很多新盖的房子，天花板很低，粗制滥造，不过这样的视野，可以弥补不少不足之处。
莉萨煮了一壶无咖啡因咖啡，开始说起个人征友广告，以及她知道有哪些正经人都在用它。“不然，现在要怎么样才交得到朋友？”她问道，“格伦和我运气好，我带着我的书去见沃德尔与扬特公司的艺术指导，居然就在走廊上碰到了。”
“我在房间另一头，一看到她，”格伦说，“当下就采取行动，确定我们两人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
“但这样的巧事多久才发生一回？”莉萨继续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不介意我这么问吧？”
“征友广告。”埃莱娜说。
“真的吗？”
“不，事实上，我们多年前要好过，吹了，也断了联络，然后我们又遇上……”
“而且过去的魔力还在？这可是个动人的故事。”
也许是吧，不过这个故事可经不起深究。我们是在多年前认识的没错，那是在一家开到深夜的酒吧。那时埃莱娜是个年轻甜美的应召女郎，而我是第六分局的警探，在长岛还有一个关系疏远的老婆及两个儿子。九年后，一个精神病杀手从我们共有的过去突然冒出来，不杀我们两人誓不善罢休，于是又把我们弄在一起。不错，过去的魔力还在，我们找到了对方，厮守至今。
我也觉得这是个挺美丽的故事，但有这么多不便明说的情节，所以这个话题只能点到为止。莉萨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离了婚，应《纽约杂志》上的广告，到说好的地点准时赴约，结果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前夫。他们不禁感到冥冥中自有定数，宣告再度结合。格伦说他可不信，纯属无稽之谈，他听过半打类似的故事，但他一个也不信。
“都市神话，”他说，“这类故事满天飞，但总是发生在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从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人。事实上，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有些人专门收集这类故事，有些书长篇大论地专门记载这类故事，就像那个旅行箱里装着德国牧羊犬的故事一样。”
我们肯定看起来一脸困惑。“哦，得了，”他说，“你们一定听过的。某人的狗死了，他心碎之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狗装进一只大旅行箱，然后，他不是要找兽医去，就是要去宠物公墓，反正就当他把箱子放下喘口气的时候，有人一把抢了箱子就跑。哈，你想想看，那个倒霉鬼打开抢来的箱子，里面没别的，只有一条死狗，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我敢打赌，你们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那只狗是只杜宾犬。”
“杜宾犬，牧羊犬，反正是大型狗。”
“我听过的故事，”埃莱娜说，“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然，当然，而且一个热心的年轻男人自告奋勇要替她提箱子。”
“但箱子里面，”她继续说，“是她的前夫。”
都市神话就此告一段落。但莉萨仍兴致高昂。她的话题一转，谈到色情电话。她觉得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比喻。从健康危机的产生，到信用卡及900电话服务的普及，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幻想、逃避现实。
“而且那些女孩赚钱多容易，”她说，“她们只需要张张嘴巴就行了。”
“女孩？有一半恐怕是老祖母了。”
“那又怎样？老女人做这行可有这点好处。你不需要年轻貌美，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得有一颗色迷迷的心，是不是？你还得要有性感的声音。”
“我的声音够性感了吧？”
“当然，”他回答，“不过，这是我的偏见，可不能作数。你问这个干什么？别告诉我你想从事这行。”
“嗯，”她说，“我是在考虑。”
“你开玩笑吧？”
“哦，这可说不定，以后孩子睡觉，我又无处可去的时候……”
“你真会拿起电话跟陌生人秽言秽语？”
“这个……”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之前，你接到的那些猥亵电话？”
“那可不一样。”
“你吓个半死。”
“那是因为那人性变态。”
“是吗？你以为你的顾客会是怎么样的人？童子军？”
“如果能赚钱，那就又不同了。”她说，“这又不是被骚扰，至少我不觉得。你怎么看，埃莱娜？”
“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行。”
“那当然，”格伦说，“你没那种肮脏心思。”
回到埃莱娜的公寓之后，我说：“身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你岂不占尽优势。只可惜你的心思不够肮脏，没法从事色情电话交易。”
“哈，这是不是很可笑？我差点想多说点什么。”
“我是以为你会说的。”
“几乎要说出口了，但又咽回去了。”
我第一次遇见埃莱娜时，她是应召女郎。我们再度聚首，她仍是应召女郎。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逐渐加深，但她并未改行。我假装毫不在乎，她也不露声色。我们只好避而不谈，让它成为一个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像是一头站在客厅里的大象，我们轻手轻脚地绕着它走，仿佛从来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们突然都开始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承认其实我在乎。而她告诉我，早在九个月之前她就已经不干了。整个过程带着一种古怪的巧合之感。自此之后，我们不断调整，在一片茫然中寻找一条新路。
有一个她非得解决的问题是，她要何去何从？埃莱娜并不需要工作。她从来没有把钱交给拉皮条的，或拋给卖毒品的。她作了明智的投资，把大部分钱拿去买了皇后区的公寓。一家房地产公司全权代她处理，每月寄给她一张支票，再加上一些储蓄，足够她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准。埃莱娜喜欢上健身房运动，听音乐会，到大学进修。而且她又有身居市区的方便，永远不愁找不到事做。
但她一辈子都在工作，要适应退休并不容易。偶尔她会读招聘广告，边读边皱眉。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编了一份履历表。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撕了笔记，大声宣布：“没救，完全没救，我甚至没法编出一套巧妙的谎言。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人上床，我可以声称我是家庭主妇，但这又怎么样？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色情电话怎么看？”
“嗯，聊胜于无。”我说，“当我们不能在一起时，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想，我会很难堪的，很难进入状况。”
“傻瓜，”她亲热地说，“我不是在说我们。我的意思是靠这个赚钱。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这很赚钱。你和十几个女孩在一个大房间里，但每人隔出一小间，所以有隐私。你就坐在桌边接电话，一点也不必为顾客付不付钱烦恼，你也不必担心会得艾滋或疱疹。当然更没有任何人身危险，你压根儿不必面对任何人。你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你，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他们怎么叫你？”
“编个花名啊，当然你可以不当它是花名，因为你并不真的在花街上。一个电话花名。我敢打赌，法国人一定有个专有名词。”她找了一本字典，翻来翻去，“‘电话之名’，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
“那你想叫什么？特丽克西？瓦妮莎？”
“说不定就叫奥黛丽。”
“你不是真的在想名字吧？”
“几个小时前我跟保利娜正谈到这事儿。想个名字要花多少时间？”她吸了口气，“保利娜说她可以介绍我去她做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说，“真的很难说，你先去试试，再看我们感觉如何。你想去，是不是？”
“我想是吧。”
“以前有人是怎么说手淫来着？不干到戴老花眼镜，绝不罢休。”
“或戴助听器。”她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她就开始上班。但六个小时的班她上了四小时就退下阵来。“没办法，”她说，“我做不到，我宁可跟陌生人睡觉，也不能忍受跟他们淫声浪语。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是没法儿干。有个蠢蛋想要听他的那话儿有多大。‘大极了，’我说，‘从没见过比你更大的，老天，这么大，怎么能放进去？你确定这是你那话儿吗？我敢打赌那是你的手臂。’他一听非常恼怒。‘你做得不对。’他说。以前可没有人说我不会做。‘这样乱夸张，这事儿被你弄得很滑稽。’哼，居然是我不对。我说：‘滑稽？你坐在那儿，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那玩意儿，付钱给陌生人，说你有多了不起，还说我滑稽？’我告诉他，他是个浑蛋，然后就摔了电话。当然，我是不该摔电话的。这种900电话按时计价，只要他们还在线上，我们就在赚钱。所以只要他们不挂……我们就不挂……不过我可不在乎。
“另一个神经病要我给他讲故事。‘给我讲讲，你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一块干。’哼，我不是没有实战经验，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这种无聊鬼？让他去死，我就顺口胡编。当然啦，三个人都很热辣，享受至极，配合得天衣无缝，同时登上九重天。简直是活见鬼。你真去试试看。有人一嘴
口臭，有人一身暗疮。女的在那儿叫半天，男的却根本不举。”她摇摇头，一脸憎恶。“算了吧，”她说，“幸好我存够了钱，看来我没法找工作了，我连色情电话的工作都干不了。”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说格伦和莉萨？他们很好啊，我愿他们一切如意。”
“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你也不在乎，是不是？”
“你说得刻薄了点，不过我得承认，对于没事跟他们厮混我可不感兴趣。像今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是不是彼此年龄有差距？我们并不比他们大很多啊。”
“她是挺年轻的。”我说，“不过我想这不是理由，最主要的是彼此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你跟她一起上课，我住的和他们隔条街，除此之外……”
“我知道，”她接口，“是没有多少共通之处，这我早该想到。不过我看她挺惹人喜欢的，因此不妨一试。”
“嗯，不错，”我说，“我可以看得出你为什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不错。”
“但不包括他？”
“是，不包括他。”
“为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呃，”我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可以指出一些他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就讨厌他。我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不是那种我会喜欢的人。”
“他长得不难看啊。”
“不错，”我说，“他是不难看。嗯，我懂了，说不定我察觉出你对他有兴趣，所以我就看他不顺眼。”
“哼，我可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你不觉得？”
“我觉得他挺好看，”她说，“就像男模特儿的那种好看一样，但不像现在流行的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不过我对漂亮的小男生没兴趣，我只爱脾气暴躁的老狗熊。”
“谢天谢地。”
“说不定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你对她有兴趣。”
“我还没看到她之前，就讨厌他。”
“哦？”
“而且我为什么会对她有意思？”
“她很漂亮。”
“像个一摔就碎的瓷娃娃，一个脆弱而且怀孕的瓷娃娃。”
“我还以为男人最容易对孕妇着迷。”
“哼，你最好再仔细想想。”
“阿妮塔怀孕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忙着加班，”我回答，“把一大帮坏蛋抓去坐牢。”
“就跟她没怀孕时一样？”
“嗯，差不多。”
“说不定你警察的直觉，”她说，“才是你不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吗？”我说，“我想你说对了，但这实在毫无道理。”
“为什么？”
“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有个怀孕的老婆，一套高级公寓，满脸微笑，与人握手很真诚，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问题？”
“你自己说呢？”
“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听我说话时全神贯注，似乎想听出一些我不愿告诉他的隐私。今晚的谈话是很没劲，但如果我讲一些案子，那会大大不同。”
“那你怎么不说呢？”
“说不定正因为他太想听了。”
“像是色情电话？”她说，“他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他那话儿。”
“是有点像。”
“怪不得我摔电话。老天，你还记得上次的倒霉事儿吧，足足一个星期，我上了床简直不能开口。”
“我记得，你连哼也不哼一声。”
“哦，我不想那样的。”她说，“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装出一副纳粹的腔调说：“我就是有办法让你达到高潮。”
“你说真的？”
“我想，这位女士显然要求实证。”
“那就证明给我看。”
隔了好一会儿，她说：“好吧，我得承认今晚并不特别愉快，不过至少结尾很不错。嗯？我想你大概没错，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对，但管他呢，我们再也不必见到他们了。”
不过，我又再度见到他们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星期之后，有天晚上，我走出我住的旅馆，在第九大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不是别人，正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着西装拎着一只公事包。
“今天他们留我办事办晚了，”他说，“我告诉莉萨先吃，不要等我。你吃过晚饭没？要不要去哪儿吃一点？”我已经吃过了，我告诉他。“那么，你要不要来杯咖啡，陪我聊聊？我并不去什么时髦地方，不是火焰，就是晨星，你有空吗？”
“说实话，”我回答，“正巧没空。”我指向第九大道：“我正要去见一个人。”
“好吧，那我跟你走一程，我会乖乖的到火焰那儿要个希腊沙拉。”他拍拍腰围，“免得发胖。”他说。其实我看他已经够瘦了。我们走到第五十八街，过了苐九大道。在进火焰之前，他说：“我进去了，希望你的会面顺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吗？”
“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我回答，“实在很难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案子。这是一个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举行的戒酒聚会。一个半小时里，我坐在金属折椅上，用一只保丽龙杯喝着咖啡。十点一到，我们含糊地念过主祷文，堆好椅子，然后一伙人一块儿到火焰去补点小吃，听大家说闲话。我以为可能还会撞上霍尔茨曼在那儿细嚼慢咽他的希腊沙拉，不过他已经走了，回到他高空上的小屋。我叫了咖啡，一个英式松饼，就此忘了他。
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我曾看到他在第九大道上等公共汽车，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我。还有一次，埃莱娜与我很晚在阿姆斯特朗吃东西，我们离开时，霍尔茨曼正巧在对面他们家的大楼前下了出租车。另外一天下午，我站在窗前，看到一个很像霍尔茨曼的人从对街的照相馆出来，往西走去。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只是那人走路的样子和举止让我想起了霍尔茨曼。直到六月中旬，我们才再度说话。那是一个周日，而且已经很晚，至少过了半夜了。我去了戒酒聚会，之后又去喝咖啡。回房间后，我拿起一本书，可是看不进去，打开电视，同样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尽力耐住性子，不愿这样坐立不安。挣扎到半夜，我骂了一声，一把抓起夹克走了出去。我从南往西走，走到葛洛根酒吧时，进去坐了下来。
葛洛根位于第五大道与第十大道之间，是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过去这种酒吧在“地狱厨房”一带很多，但现在逐渐少了。不过葛洛根倒也没有因此赢得一块路标保存委员会的铜牌，或是跻身于瀕临绝种物品名单。进门后，左边有一长排酒吧，右侧则是餐桌及雅座。后面墙上挂着一块飞镖盘，瓷砖地上散布着锯屑，头上的老天花板该修理了。
葛洛根很少有人多的时候，这个晚上也不例外。伯克在酒吧后看有线电视放的老电影。我叫了可乐，他给我送过来。我问米克来了没。他摇摇头说：“过会儿。”
对他来说，这句话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葛洛根的酒保一个个都金口难开。这是葛洛根酒保的职业精神。
我一边啜着可乐，一边环顾四周。是有几张熟面孔，但都没有熟到我可以去打声招呼的。于是我开始看电影。我不是不可以在家看同样的片子，但我不止看不进任何东西，连坐也坐不住。但在这里，被烟味及溢出来的啤酒味所包围，我奇怪地平静了下来。
屏幕上，蓓蒂·戴维斯叹了口气，一甩头，看起来比春天还年轻。
我努力专注于电影，正逐渐陷入沉思漫想之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我转过头，是格伦·霍尔茨曼。他穿着黄褐色风衣，里面一件格子衬衫，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没穿一身正式的西装。
“睡不着，”他说，“我到阿姆斯特朗，但太挤了，所以就来这儿。你喝什么？健力士？嘿，你的杯子里有冰块，这里是这样调酒的吗？”
“这是可乐，”我答道，“不过他们有桶装的健力士啤酒。如果你想要在酒里加冰块，我想他们一定照办不误。”
“我可没兴趣。”他说，“加不加都一样，嗯，我想要什么呢？”伯克就站在我们前面，仍旧一言不发。“你有哪些种啤酒？算了，我不想喝啤酒，还是来杯红牌约翰尼·沃克吧，要冰块，加点水。”
伯克拿酒过来，旁边放着一小樽水。霍尔茨曼往他的杯子里加了水，迎着光拿起杯子，啜了一小口。过去喝酒的回忆立刻漫上我心头。现在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来一杯，但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尝到了洒的滋味。
“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不过我很少来，你呢？”
“我也觉得这地方不错。”
“常来？”
“不常来。不过我认得这家店的老板。”
“是吗？是不是那个被叫做‘屠夫’的家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这样叫他。”我说，“我想是新闻记者给了他这么个名号，大概也是同一个人开始管地痞无赖叫‘西方汉’。”
“难道他们不是这样自称的？”
“现在他们才这样叫。”我说，“过去可不。就米克·巴卢来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叫他‘屠夫’。”
“如果我太莽撞的话……”
“别担心，无所谓的。”
“我来过这里几次，大概四五次吧，从没碰上他。不过我大概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个子很大，是不是？”
“没错。”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嗯，我认识他多年了，”我说，“很久之前遇到他的。”
他喝了口威士忌，说：“我敢打赌，你有一肚子故事可说。”
“说故事我可不在行。”
“是吗？”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有空跟我吃个午饭吗？马修，有时间给我个电话吧。”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希望你会打来。”他说，“我真想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天知道，说不定我们会谈出点什么来。”
“哦？”
“比如说，出本书。想想看，你的经验，你认识的人。如果说有本书正等着你来写，一点也不为过。”
“我可不是作家。”
“只要我们有材料，找个作家跟你合作一点也不困难。我可以感觉到材料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一块吃午饭时可以多谈谈。”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我决定等电影一完就离开。但电影没完，米克出现了。结果我们混了一整个晚上。我告诉霍尔茨曼，我并不擅长讲故事。但那个晚上我讲了我的，米克也讲了他的。米克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则喝咖啡，直到伯克把椅子倒放在桌上关起店门，我们都没停嘴。
等我们终于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米克说，“然后就去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
“我可不成，”我说，“我太累了，想冋去。”
“啊，你这人真没意思。”他说，然后送我回家。“谈得真高兴，”当我们到了我的旅馆时，他停下来说，“只可惜结束得太早了。”
“天底下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告诉埃莱娜，“就是写本书絮叨我的精彩经历。就算我愿意考虑，也不会跟他合作。他一开口，我就不由自主地想逃。”
“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起来找我出书？他的公司专门出版大号字体的书，何况他又不是编辑，他只是一个律师。”
“说不定他认识出版社的人，”她指出，“再说，难道他不可以以安排出书为副业？”
“他正在进行什么事。”
“什么意思？”
“他暗中有个计划在进行，想弄点什么的，但他没说出来。我告诉你，我不信他真要找我写书。如果他真要找我写书，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建议。”
“那你猜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不难发现，”她说，“就跟他吃顿午饭不就行了。”
“我可以这样做，”我说，“但也可以不用知道。”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一个下午，我坐在晨星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吃馅饼喝咖啡，读邻桌留下来的《新闻报》。报页上落下一片阴影，我抬起头，是霍尔茨曼，站在玻璃窗的另一面。他松了领带，领口散开，西装上衣挂在手臂上。他微笑着，指指自己
，又指指入口。我猜他的意思是要进来加入我。我猜对了。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马修。不介意我坐下来吧？还是你在等人？”
我指指对面的椅子，他就坐了下来。女招待拿了菜单过来，他挥手把她赶走，说他只要咖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等着跟我见面吃中饭。“我猜你一直很忙。”他说。
“是很忙。”
“我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说真的，我并不想写书。就算我有东西可写，我也不愿意写。”
“别再说了，”他说，“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谁说你非得写书，我们才能一起吃饭？我们总可以有别的话题。”
“嗯，等我不忙的时候……”
“当然。”咖啡已经到了，他皱眉瞧了一眼，拿起餐巾擦了擦眉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了咖啡，”他说，“天这么热，喝冰红茶还有点道理。不过，这里也算够凉了，是不是？谢天谢地，这儿有冷气。”
“阿门。”
“你知道吗？在一般公共场所，夏天温度调得比冬天还冷。如果在一月保持这样的温度，我们早就向经理抱怨了。难怪一般人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会有能源危机。”他对我报以殷勤的微笑，“你看，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气象啦，能源危机啦。就当是美国民族性的特色吧，不怕吃午饭时会没话可说。”
“就怕时间没到，话题已经用完了。”
“哦，我可不担心。埃莱娜最近如何？莉萨从学校结束后就没见到她。”
“她很好。”
“她暑假有没有选课？莉萨本来想选的，后来她觉得怀孕可能对学业有影响。”
我说埃莱娜在秋季可能还会去选课，不过她决定把夏天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共度长周末。
“莉萨说要找她，”他说，“不过我想她大概还没行动。”他搅一搅咖啡。忽然他说：“她孩子流产了，我想你大概不知道。”
“老天，哦，我真替你们难过，格伦。”
“谢谢你。”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清楚，大概十天前吧。差不多有七个月了。还好，情形本来会更糟。他们说，孩子是畸形，原本就活不了。假如她怀胎足月真的生下来了呢？恐怕结果更令人伤心。”
“我懂你的意思。”
“是她想要孩子的。”他说，“没有我也不在乎，我虽然无所谓，但对她很重要，所以我想就要吧。医生说我们还可以再试。”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要。但绝不是现在。说来好笑，我原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些的。你看你是多好的侦探，不必开口问，就有人自动向你倾诉。我还是让你继续看报吧。”他站起身，向我推了两块钱过来。“咖啡钱。”他说。
“太多了。”
“那你就多留点小费，”他回答，“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一定得一起吃个午饭。”
我把我们之间的谈话转告埃莱娜，她立刻起身打电话给莉萨。但那头传来的是应答机的声音，她没留话就挂断了。
“我突然想到，”她解释说，“不需要我的帮助，她也可以对付她自己的伤心事。我们不过一起上过课，课两个月前就结束了。我是替她难过，真的，但我为什么要过问她的私事呢？”
“是没有必要。”
“这是我的决定，说不定我真的能从阿尔-阿侬那儿学到些什么。如果我不是每隔三四个星期才去一次，可能我得到的会更多。”
“太可惜了，你并不喜欢去。”
“那些人老是在捶胸顿足，自怨自叹，简直令我作呕。不然去那里确实有帮助。你怎么样？格伦告诉你他的伤心事后，你是不是对他比较有好感了？”
“这是很自然的吧，”我说，“不过我仍不想跟他吃午饭。”
“哦，我看你别无选择，”她说，“他会不断地找你，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从梦中惊醒，发现他是你最新的好友。你等着瞧吧。”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之后的六七个星期一晃而过，我既没有遇到格伦·霍尔茨曼，也没有想到他。但一个持枪的人改变了这一切，从此，与他生前不同了，格伦常常停驻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