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奥威尔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农场》专门写了一篇序，该版由慕尼黑乌克兰流落异国者组织于同年11月发行。奥威尔原稿已不可觅，这里发表的是根据乌克兰文译文重译回英文的。〕
我受嘱为《动物农场》乌克兰文译文版写一篇序言。我很明白我是在为我根本不了解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从来没有丝毫机会了解我。
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动物农场》是怎么起意的，不过我首先要谈一谈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态度的经历。
我于1903年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的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是军人、教士、政府官员、教员、律师、医生等等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伊顿受的教育，那是英国公学中最昂贵和最势利的。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的父亲无力供我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以后不久(当时我还不满20岁)，我就去了缅甸，参加印度帝国警察部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部队，一种宪兵一样的队伍，很像西班牙的国内警卫队或法国的别动队。我在那里服役5年。它不适合我的个性，使我痛恨帝国主义，虽然那时候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显著，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坏。1927年我回英国休假时辞了职，决定当作家。开始时并没有特别成功。在1928年—1929年之间，我住在巴黎，写没有人会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后来我把它们都销毁了)。在以后几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好几次还挨过饿。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够靠写作的收入生活。与此同时，我有时接连好几个月生活在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间，他们住在穷人区的最破烂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偷窃。那个时期我因为没有钱才同他们为伍，但到了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一次是十分有系统地)研究英国北方矿工的状况。到1930年为止，就整体来说，我并不认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所以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而不是出于对计划社会有什么理论上的想望。
我在1936年结婚。几乎就在那同一星期，西班牙爆发了内战。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为西班牙政府作战。我们一等到我手头在写的书写完，6个月内就做好了准备。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贡前线呆了几乎6个月，一直到在韦斯卡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喉咙。
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各个拥护政府的党派之间的内部斗争的。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没有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参加国际纵队，而参加了Р．О．Ц．M．的民兵。
因此在1937年中，共产党得到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我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是受迫害之列。我们很幸运，活着逃出了西班牙，连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在狱中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搜捕是与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这一切经验是一个宝贵的客观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但是，在我们回英国以后，我们发现许多思想开通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报界发自莫斯科审判现场关于阴谋、叛国和破坏的荒乎其唐的报道。
因此我也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
这里，我必须停下来谈一谈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自从1930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外，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它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即他们希望相信在什么地方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公共生活中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了解的。
但是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到1939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样一种幻觉的下面。
这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危害，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严重的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造成更大的腐蚀了。
因此在过去的10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为几乎每个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在相当时期内一直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10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于是我着手从动物的观点来分析。对于它们来说，显然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一等到有必要剥削牲口时，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构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没有动手，到了1943年才写，因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没有余暇。最后，我把有些大事，如德黑兰会议包括进去，我在写作时，会议正在开。这样，这个故事的主要轮廓在我脑中存在了6年之久我才实际开始写作。
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虽然有些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是作了约缩处理的，它们的年代次序作了颠倒，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是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予以足够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和谐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马上写的，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