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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
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我同乐山一起离开茶淀，成为二外同事，从此开始了一段持续近30年的交谊，并几次合作译介了一些外国作品，直到1999年老友弃离人世。在第二外语学院，我俩因“旧债”都未了清，暂时没有资格授课，一同被塞到英语系资料室，几乎每天都要会面，有机会交谈。就这样，我不仅对他的身世经历有所了解，也认识到他读书极广，博学多识。我同乐山都对翻译有兴趣，翻译什么，如何翻译，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在一次交谈中，乐山提到有两部预言社会前途的作品很值得译介。一本是A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另一本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两本书描述的内容尽管不同——一本偏重科技进步，一本重在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但两书主题相通，都可以称为警世小说，警戒人们必须关注人类前途，免遭没顶之灾。这两本书当时我还都没读过。《1984》直到“文革”结束，乐山应《编译参考》约请译出发表，我才有机会阅读。但是奥威尔写的另一部寓言《动物农场》我却在听到乐山介绍这位英国作家之后不久就读到了。
关于乔治·奥威尔和《动物农场》“文革”前我因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精通英语、热爱西方文学的年轻朋友。他积攒了不少英文原版书，都是海外亲属托人辗转带进来的。“文革”中期，这位朋友由于某一特殊机缘，获准出国探亲，行前把一部分藏书赠给我，其中就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英国企鹅版丛书《动物农场》。我自然如获至宝，连夜读完。读后的感觉是“大为震骇”。《动物农场》用寓言形式讲了一个英国农场中动物造反的故事。动物因不堪人类场主虐待，又受了一头老猪的思想启迪，终于有一天闹了一场革命，把场主赶走，自己当了主人，“庄园农场”也更名为“动物农场”。但在革命成功以后，在新领袖猪的领导下，却发生了一件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粮食年年增产，口粮配给却越来越少。动物日夜苦战却见不到什么成果。风车遭暴风雨摧毁并非质量问题，是有坏人潜入破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清除内部敌人而展开的屠杀。受猜疑后要坦白罪行，许多无辜的动物因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些情景对我国经历过某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也非常熟悉。这个寓言故事是影射中国吗?读者不禁要问。但这个问题只要翻一下书的扉页就清楚了。《动物农场》是在1945年由一家英国出版社——MartinSecker&Warburg首次印刷发行的，从1951年又收入企鹅丛书，不断重印。1945年，中国革命尚未全面胜利。作者死于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刚刚成立几个月。《动物农场》同中国的事务毫无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既与中国无关，毋庸讳言，作者撰写这个故事是以苏联斯大林当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为蓝本的。人们甚至可以说，拿破仑影射了斯大林，被驱逐出农场的雪球是托洛茨基化身。小动物惨遭杀害就是苏共清党的缩影。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固然视之为人类的希望，资本主义世界却对苏联展开一场围攻。反苏反共作品——或者造谣诽谤，或者夸大事实——矛头都指向这个新兴国家。《动物农场》会不会又是一本这类反动文人炮制的庸俗小册子呢?如果说作者假借动物寓言人类，那也不过是标新立异，为了使人觉得故事更加荒谬、更加滑稽而已。
岁月无情，离开这本书出版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离现在也已过了十几年。过去许多神话一一被揭穿，虽然还不能说真相俱已大白，但早年间遮人耳目的迷雾终于逐渐散去。许多不该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许多被歪曲、掩盖或粉饰的事，相继曝光，还原了真实面目，有的还得到纠正、平反。今天，即使承认《动物农场》讲的就是苏共，谅也不会被指为“凭空造”，给革命抹黑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给这本书定性，因为它并非一本反苏、反共的小册子，它的含义远比揭露某一专制国家、某一实行独裁的政权更为深远。近一百年的历史已经叫我们看清，任何一场革命，任何一个革命后的政权，如果失去民主监督，如果没有健全的法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一度奋不顾身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仍然不能逃脱被奴役的命运。《动物农场》讲的正是一个革命异化的历程，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极权主义。这本书写成的日子，正值德国法西斯被同盟国打垮，人们对希特勒的种种罪行，记忆犹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动物农场中发生的事，也不无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影子。李慎之先生在评论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奇妙的新世界》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分析：“二十世纪最可纪念、最可反思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最简单地说，就是左的和右的乌托邦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类空前未有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