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医生当作骗子，特别是像我这样行走江湖的游医。
面对这样的误解，我常是不屑一顾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觉得心理咨询有效，那你就用；你觉得扯淡，我也无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时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体会着一种身为骗子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的确会欺骗病人，虽然这欺骗行为，经常是被迫的。
我们的欺骗，并不是指利用病人达成私人的目的。也许有些行业垃圾人物会这么下三滥，但大多数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心理医生还算洁身自爱。
我们的欺骗，往往从一接触病人就开始了。
最直接的欺骗就表现在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上，特别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时，这种现象特别明显。
我是谁呢？这是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进行解释。
直截了当说我是个心理医生吧，似乎不妥，孩子们很难接受。在这个心理宣传还不普及的年代，心理问题患者还是被人们联想成为变态或疯子，如果传了出去，也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伤。特别是，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我们并未让孩子意识到心理问题如此常见，也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
那么，如果不说是心理医生，该怎么介绍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吗？可这样的一位叔叔凭什么去干涉孩子的私事？这么定位似乎也不妥。
于是，我还是叔叔，只不过成了家长口中各式各样的叔叔。有时候，我被称为作家，撰写心理学著作；另外一些时候，我是个大夫，拥有心理学背景；还有些情况下，我被当作老师，带出过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人。
关于我身份的最复杂的谎言，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卖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们交情莫逆，但这不足以解释，我为什么会走进家庭，关心孩子的问题。所以，我又被宣称为：并非本地人，因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没有一个安定的家；由于没有安定的家，作为独身男人的我，当然不可能总是勤快地给自己做饭，于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数太多了，因而觉得外面的饭菜油太大，很不爽；绕了一个大圈子，总算回归主题——这对咖啡店老板夫妇，因为总是从我那里低价买到咖啡豆，所以，心怀感激的他们决心请我吃饭。又因为上面的条件，所以不好意思请我在外面吃，于是热情地要求我来家里做客！这就给我接触孩子制造了便利条件。
怎么样，听起来和上学时候做的数学题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严谨。
“可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咖啡豆啊，万一孩子问到怎么办呢？”
“那我教给你呗，知道些基本的就行！”于是，某个孩子的父亲开始教我辨识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可我并不是外地人呀，说话不带口音，怎么办？”
“没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于是，别一个孩子的母亲开始教我地方话。
拜这些热心肠的家长所赐，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门的知识储备，为这些无奈的骗局添了许多增长知识的机会。
然而，我毕竟是以欺骗开始的，这对于病人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心理咨询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着两个角色，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类的欺骗，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从没有想到，会在杨洁的咨询中也用到这一点。
事情要从当晚八点钟，我和李咏霖的会面说起……
照例是茶楼雅间，八点整，我们都到了。杨洁的姐姐杨颖作陪。
说完了开场的寒暄，我们直奔主题。
掏出一份六页纸厚的协议，我说：“请看一下，如果有问题，咱们讨论；如果没有，签字生效。”
李咏霖有些吃惊，从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几个小时，眼睛有些迷离，反应也很迟钝：“哦？这个，艾先生，我们绝对信得过您，有必要签协议吗？”
“有，这不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还是请看一下。”
任何时候，我都不能放松警惕，今天的朋友，也许就是明天的敌人。工作是工作，私交是私交，对于这一原则，我始终坚定不移。
老威说得没错：“‘希望’是我的敌人！”这的确是我的观点。
在治疗之初，家属走投无路，低声下气地来求我，无意之间就把我的地位给抬高了。可随着治疗的推进，我会发现一大堆的问题：家属不了解咨询的缓慢过程，总觉得我是刻意拖延治疗周期；或许家属认为我的收费标准有问题，之前又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也可能他们怀揣的希望太高，而我能力不够，等等。
在咨询进程之中，这样那样的问题比比皆是，与其事后翻脸，还不如把话都说在前面。一份协议，既显得专业，也很有必要。要铭记在心的是：不管家属的希望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不切实际，只要接手了，而我又没有给他作出说明，等到无法满足他的目标时，我就真的成了骗子了！
这份六页的协议，包括前三页的基本原则，以及后面各一页的医患双方的特别权利，以及最后一页的附录和出勤表。需要双方签字的地方有许多，叙述也有些枯燥。大多数家属用不了三分钟就草草签字了事。如果这是购房协议，他们会这么做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民众对于心理问题和心理治疗视如儿戏。
无所谓了，我还是耐着性子作出了必要的解释。
比如，正本第一条，就是俗不可耐的保密原则。不过相应的，在家属权利的第一条也标注了家属可以享有知情权，即我必须将病人的当前状况，如实地作出汇报，只隐去病人当作隐私的部分。
我不厌其烦地，逐条逐句地解释了一遍，最后说：“如果没问题，就签字吧。”
这时，李咏霖没急着签字，而是掏出一个信封：“按照您的收费标准，”他温和地笑了，那么自然而然，令我赞赏，“艾先生，这是预付给您的五次治疗费用。”
“先不忙。”我喜欢钱，可是还不至于见钱眼开，“付费是在签字之后。”
“这……”他显得有些为难，“请您容我解释，这个字，我不能签，要由杨洁的姐姐杨颖来签。”
我把视线移到对面的杨颖身上，前面提过，她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人，不过风韵独具，很有气质。她已经回家换了衣服，略施粉黛，给人一种职业化的美感。
在之前的谈话中，她始终静静地听着，我能看出她的好奇，不过经过控制，她没有打断谈话。
现在，焦点转移到她身上了，杨颖才有条不紊地开了口：“艾先生，我先解释一下吧。因为李咏霖和我妹妹杨洁的婚姻关系已经终止，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由他来签字，也许不太合适；另外我的父母思想比较守旧，不懂心理咨询的必要性，所以他们也不行；我这个做姐姐的，就代为签字，您看这样做成吗？”我怀疑这话她事先练习过几遍，以至于说得那么流畅，丝毫也没有谈话内容里带出的那种为难情绪。
当然没什么不成的，我有话直说：“为什么签字的是你，付费的却是他？”
李咏霖把话接过来：“该怎么说呢？艾先生，希望您不要见怪。我比你大几岁，可是很敬重您。我也可以私下里把钱交给杨颖，这样更省事。可我不愿意这样做，就是为了解释清楚。是这样的，杨颖刚刚买了房，手头不宽裕；杨洁就不用说了，她也不懂心理学，也许觉得花这个钱不值得，没准儿她还不把自杀当回事，认为自己没病呢。虽然她通过离婚得到了不少财产，不过她没什么特长，也缺乏就业机会，这笔钱还不够下半辈子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虽然也有困难，可是还能尽一份责任。”
这应该不是老威口中的打肿脸充胖子，李咏霖的责任心的确很强，并且在接人待物上，算得上光明磊落。
“可是，你却不愿意让杨洁知道，是你在背后为她付账。”
“艾先生说得很对。您也看到了，我前妻她并不理智，为了和我复婚，这一次她割腕，差一点儿把命丢了。不怕您笑话，我也盼着早点儿解脱，不愿意再和她扯上什么关系。虽然我盼着她好，也愿意帮她治疗，但最好在她看来，我对她不闻不问，也好让她死了复婚这条心。所以艾先生，请您务必谅解，千万别说我和这事有关。”
人人都有苦衷，我点点头，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好如此。但是，欺骗的问题由此产生了：“那我该怎么出场呢？”
“这事您不必担心，我跟星星商量好了，就说您是她的一位朋友，搞心理的。知道杨洁自杀的事情，很关注，愿意给她免费治疗。这说法星星下午告诉了杨洁，她也同意了。”
免费治疗，谁不同意呀……唉，合着大家商量好了，这才告诉我。没关系，反正我习以为常。就这样，我直愣愣地跳进某些人给我下好的圈套里，还自以为大义凛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