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击梅兰德这个人可不容易，但二十七号那天早上，他的神情竟是如此憔悴困惑，连贡瓦尔·拉尔森都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啦？”
“通常我是不会错的。”
“任何事情都有第一次。”勒恩安慰他。
“对，但我还是不明白。”
马丁·贝克敲了敲门，大家还来不及回应他就已经走了进来，而且严肃地杵在那里轻声咳嗽。
“你不明白什么？”
“约兰松。我竟然会弄错。”
“我刚去过瓦斯贝加，”马丁·贝克说，“或许我可以让你高兴一点。”
“怎么说？”
“特雷莎案的卷宗少了一页，第一二四四页不见了。”
下午三点，科尔贝里站在索德拉来一家车行门外。他今天已经跑过不少地方了。第一，他确定了十六年半之前在史德哈根运动场看见一辆车的那三个证人，都是从前方或侧前方看过去的。
第二，他监督了洗照片的工作，现在口袋里有一张深色调、稍微修改过的一九五零年小莫理斯的广告照片。三个证人中已经有两位去世——就是那位警官和那位技工。但真正的专家——修车厂的那个工头，还矍铄健壮，如今在索德拉来的这家车行上班。他已经不再是工头了，而且拥有一个比较崇高的头衔，正坐在有玻璃墙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电话打完之后科尔贝里走进去，没有敲门，也没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只把照片放在桌上说：
“这是什么车？”
“雷诺CV一4，旧型。”
“你确定吗？”
“我敢打赌。我从来没有错过。”
“确定？”
耶人又看了看照片。
“是的，雷诺CV一4，旧型。”
“谢谢。”科尔贝里说完，伸手要拿照片。
那人困惑地望着他。
“等一下，你是在耍我吗？”
他又仔细地观察照片。过了整整十五秒后，他慢慢地说：
“这不是雷诺，是莫理斯。小莫理斯，五。或五一年份。而且照片有点儿不对劲。”
“没错，”科尔贝里说，“照片修过，看起来好像是在灯光不足且下着雨的户外照的，比方说是夏天晚上。”
那人瞪着他。
“你到底是什么人？”
“警察。”科尔贝里回答。
“我早该猜到。”那人说，“秋天的时候才有一个警察来过，他……”
当天下午刚过五点半，马丁·贝克就召集直属同僚，在侦查总部举行简报。蒙松和努丁休完圣诞节假期回来了，因此可说是全员到齐。唯一不在的是哈马尔，他去度假了。他对这四十四天的侦查行动根本不太清楚，也认为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新发展，这种时候猎人和猎物多半都坐在家里打嗝，想知道要怎么撑到来年一月。
“哦，所以是少了一页，”梅兰德满意地说，“谁拿走了？”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很快互看了一眼。
“有人自认为是搜索专家吗？”马丁·贝克问。
“我还不错。”坐不住的蒙松在窗边说，“要是有可找的东西，我一定可以找到。”
“很好，”马丁·贝克说，“我要你仔细搜索奥克·斯滕斯特伦在柴豪夫路的公寓。”
“找什么？”
“一页警方的报告。”科尔贝里说，“应该是第一二四四页，上面可能有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这个名字。”
“明天吧。”蒙松说，“白天比较容易。”
“好，没问题。”马丁·贝克说。
“明天早上我把钥匙给你。”科尔贝里告诉他。
钥匙已经在他的口袋里，但他想在蒙松开始工作之前，先拿走斯滕斯特伦留下的色情照片。
次日下午两点，马丁·贝克桌上的电话响了。
“你好，我是佩尔。”
“哪位佩尔？”
“蒙松。”
“哦，是你啊。情况如何？”
“我在斯滕斯特伦的公寓里，那张纸不在这里。”
“你确定？”
“确定。”
蒙松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悦。
“你娘的我当然确定。倒是你确定拿走那一页的人是他吗？”
“总之，我们是这么认为。”
“好吧，那我最好继续找别的地方。”
马丁·贝克按摩头皮。
“你说别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但是蒙松已经把电话挂了。
“得了，中央档案里一定有副本的。”贡瓦尔·拉尔森粗声说道。
“没错。”马丁·贝克说，拿起电话拨了内线。
科尔贝里在隔壁房间和梅兰德讨论目前的状况。
“我看过你的名单了。”
“有什么发现吗？”
“很多，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我会告诉你。”
“名单上有几个人是惯犯，例如卡尔·安德松、约翰·罗斯贝里和本特·沃尔贝里。这三个人都是盗窃犯，定过几十次罪。他们现在年纪大了，应该已经洗手不干了。”
“继续。”
“约翰·格兰当年就是专收赃物的，毫无疑问现在还是，说做招待只是幌子。他一年前才吃过牢饭。还有这个弗勒·埃里克松——你知道他老婆死了吗？”
“不知道。”
“他喝醉酒，用厨房椅子把老婆打死了，被判杀人罪，服刑五年。”
“他真该死。”
“除了他以外，这份名单里还有其他的坏坯子。奥韦·埃里克松和本特·弗雷德里克松都因为攻击伤害罪被判刑。弗雷德里克松定罪起码六次。我记得有几次可以用企图杀人罪来起诉他。还有这个旧货商扬·卡尔松也不是好东西。他从来没被逮过，但有好几次只差一点点就被抓到。我也记得比约内·福斯贝里。他有一阵子干过好几桩大买卖，四十年代后半在黑社会颇有名气。后来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变成正当的商人了。他只有在一九四七年因为欺诈罪被判过一次刑。汉斯·文斯特伦的犯罪历史也是一流的，从顺手牵羊到破坏保险箱都有……真是诡异的职业。”
“鱼商助理。”科尔贝里望着名单。
“二十五年以前他在河岸村城的市场摆摊，也是个真正的老贼。英瓦尔·本特松现在自称是记者。他是伪造支票的先驱，此外他也拉皮条。本·弗罗斯滕森是个三流演员，也是恶名远播的吸毒者。”
“这女人没有想过要找个像样的家伙上床啊？”
“当然有啊，这份名单上就有几个。比方说鲁内·本特松、伦纳特·林德格伦、柯特·奥尔松和朗纳·维克隆德，全是上流阶层，一点儿瑕疵都没有。”
科尔贝里很清楚侦查的重点。
“的确，”他说，“这些人都已婚，四个人都是。我猜当时他们一定惨极了，得跟他们的老婆解释。”
“警方在这方面颇为谨慎。当时那些二十岁左右甚至更年少的年轻人，他们也都不是坏人啊。名单中的六个年轻人里头，事实上只有一个有犯罪记录——肯尼斯·卡尔松，他被逮捕过一两次，进过感化院之类的。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不是什么严重的罪行。你要我认真追查这些人的过去吗？”
“是的，拜托你。那些超过六十岁的老头就不必了；三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也不用。”
“这样就是八加七，十五个人。剩下十四个，范围缩小啦。”
“什么范围？”
“嗯，”梅兰德说，“当然啦，这些人在特雷莎谋杀案的时候都有不在场证明。”
“用你的老命打赌，绝对有。”科尔贝里说，“至少在尸体被扔在斯塔德哈根的时候一定有。”
动手找寻特雷莎案报告的副本，是从十二月二十八号开始进行，但新年前夜都过了，一九六八年也到了，却仍旧毫无结果。
直到一月五号早上，才有一堆满是灰尘的文件出现在马丁·贝克桌上。用不着是警探也看得出来这是从档案室最里面的角落挖出来的，离上次有人翻阅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马丁·贝克很快翻到第一二四四页。内容很简短。科尔贝里从他身后探过头来，他们一起阅读。
业务员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审讯报告，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约兰松说，他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芬兰教区，父亲是电工阿尔戈特·埃里克·约兰松，母亲是贝妮塔·约兰松，娘家姓郎特南。目前他受雇于斯德哥尔摩荷兰人路十号的亚林波公司。
约兰松承认他认识特雷莎·卡马朗，后者不时在他的社交圈子里出现，虽然在她死前几个月约兰松并未见到她。约兰松进一步承认曾经和特雷莎·卡马朗发生过两次亲密关系(性交)。第一次是在城里道明修士街的公寓，那时还有其他人在场。这些人中，他说他只记得卡尔·奥克·比耶·斯文松一拉斯克。第二次则是在城里荷兰人路的一问地下室里。这次斯文松一拉斯克也在，他也和卡马朗女士发生亲密关系(性交)。
约兰松说他不记得确切日期，但认为这应该是发生在去年(一九五。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这几天之内。约兰松说他对卡马朗女士的交友圈一无所知。
六月二号到十三号之间，约兰松在橡树区，他开一辆车牌号为A6310的车辆前去替公司推销衣服。这辆牌照号码A6310的小莫理斯的车主是约兰松。这份报告经过本人确认。
(签名)
补充说明，上文提到的卡尔·奥克·比耶·斯文松一拉斯克就是第一个告知警方约兰松曾和卡马朗女士发生过亲密关系(性交)的人。约兰松自述前往橡树区一事，被当地城市旅馆的员工确认。详细询问约兰松在六月十号晚上的行动时，该旅馆服务员斯韦克。约翰松表示，约兰松整个晚上都坐在旅馆的餐厅里，直到餐厅在十一点三十分关门为止。那时约兰松
已经喝了许多酒。斯韦克·约翰松的证词应该可信，因为这和约兰松的旅馆账单明细相符。
“晤，就这样了，”科尔贝里说，“到目前为止。”
“你现在要怎么做？”
“去做斯滕斯特伦没时间做的事。到橡树区去。”
“拼图的碎片已经开始慢慢凑在一起了。”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同意，“对了，蒙松在哪里？”
“我想是在哈斯塔哈马尔，斯滕斯特伦的妈妈家里找那张纸吧。”
“他真不肯轻易放弃，”科尔贝里说，“可惜，我本来想借他的车。我的车发动机有点问题。”
科尔贝里在一月八号上午到达橡树区。他在暴风雪中连夜开车，在结冰的路上南下二百零八英里。尽管如此，他竟然不觉得特别累。城市旅馆位于市中心的广场，是一栋漂亮的老式建筑，完美地融入这瑞典乡下小镇悠闲的风光中。那位叫斯韦克·约翰松的服务员十年前就死了，但尼尔斯·埃里克·约兰松的旅馆账单备份还在。科尔贝里花了几个小时才从阁楼上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里找出来。
账单似乎证实了约兰松在旅馆住了十一天。他所有的餐饮都是在旅馆餐厅消费的，餐饮费用单有他的签名，然后加在旅馆的账单上。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消费，包括电话费，但是约兰松打出去的电话号码并没有记录。然而另一个项目吸引了科尔贝里的注意。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旅馆替一位客人付了五十二点二五克朗给一家修车厂。这笔金额的名目是“拖车和修理”。
“这家修车厂还在吗？”科尔贝里问旅馆主人。
“哦，还在昵，而且是同一个老板，已经做了二十七年了。沿着隆亚耐路一直往下走……”
事实上，老板经营这家修车厂正是二十七年整。他难以置信地瞪着科尔贝里说：
“十六年半以前？见鬼了，我怎么可能记得？”
“你没有账本吗？”
“当然有，”老板义愤填膺地说，“这里可是个正当经营的地方。”
老账本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找到。老板不肯把账本交给别人，仔细缓慢地一页页翻到当年的那一天。
“六月六号，”他喃喃说，“在这里。从旅馆拖来，没错。油门线坏了。费用总共是五十二点二五克朗，拖车费和修理费。”
科尔贝里等着。
“拖车，”那人咕哝道，“真是白痴。他为何不自己把油门线接一接，然后开到这里来就行了？”
“你有这辆车的任何细节记录吗？”科尔贝里问。
“有。车牌号码A……A……什么的，我看不清楚。有个油
手渍印在数字上。反正显然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车。”
“你不知道是哪一种车吗？”
“知道啊。福特Vedette。”
“不是小莫理斯？”
“如果这里写的是福特Vedette，那他妈的就是福特Vedette，”老板不悦地说，“小莫理斯？有点儿不一样吧，不是吗？”
在整整半小时的说服和恐吓之后，科尔贝里把账本带走了。
他最后离开时，修车厂老板说：
“好吧，反正这解释了他为何浪费钱叫人来拖车。”
“真的吗，为什么？”
“他是斯德哥尔摩人啊，对不对？”
科尔贝里回到橡树区城市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了。他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与其立刻开车北上，不如在旅馆过夜。他泡了个澡，点了晚餐。他在等待晚餐时打了两通电话。首先打给梅兰德。
“能不能麻烦你查一下，名单上那些家伙有谁在一九五一年有车？哪一种车？”
“没问题。明天早上。”
“还有约兰松的莫理斯是什么颜色。”
“好。”
接着是马丁·贝克。
“约兰松没有开他自己的莫理斯到这里来。他开了另一辆车。”
“所以斯滕斯特伦是对的。”
“你能派人查一下，荷兰人路约兰松任职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谁吗？还有，那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
“没问题。”
“我大概明天中午就回来。”
他下楼到餐厅吃晚餐。坐在那里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十六年前自己也在这家旅馆住过。当时他在办一件出租车谋杀案。
那件案子三四天就破了。要是当时他有现在所掌握的资讯，八成可以在十分钟内就解决特雷莎案。
勒恩一直在想奥尔松，以及他在约兰松购物袋的垃圾里找到的餐厅账单。星期二早上他灵机一动。他习惯在心里有事的时候去找贡瓦尔·拉尔森。虽然两人相处的状态绝对称不上和睦，但在工作上却能互相适应。勒恩和贡瓦尔·拉尔森是朋友。
很少有外人知道这件事，要是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圣诞和新年前夜都一起度过的话，一定会更加惊讶。
“我在想那张写着bf的纸，”勒恩说，“梅兰德和科尔贝里在搞的那张名单上，有三个人有同样的缩写。本·弗罗斯滕森、本特·弗雷德里克松和比约内·福斯贝里。”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仔细查查这些人，看有没有人长得像奥尔松。”
“你能找到他们吗？”
“我想梅兰德可以。”
梅兰德的确可以。他只花了二十分钟就得知福斯贝里在家，并且午餐后会进城到办公室，十二点钟他要和客户在大使饭店一起吃饭。弗罗斯滕森在索尔纳有一家电影工作室，目前则在阿勒·马特森的电影里演个小角色。
“弗雷德里克松可能在‘十点咖啡馆’喝啤酒。每天这个时候他大都在那里。”
“我跟你一起去。”马丁·贝克出乎意料地说，“我们开蒙松的车。我另外派一辆车给他。”
不出所料，艺术家兼闹事者本特·弗雷德里克松正在旧城的啤酒馆里猛灌，他非常胖，留着纠结的红髯和灰色长发。他已经喝醉了。
在索尔纳，片厂经理带他们穿越蜿蜒的长廊，来到一个大摄影棚的角落。
“再过五分钟弗罗斯滕森就有一场戏。”他说，“这是他在整部电影里唯一的一句台词。”
他们站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前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和布景，但在无情的聚光灯下，仍旧可以清楚地看见场景。
“准备！”导演吼叫，“安静！开拍！”
一个带着白帽、穿着外套的男人走进灯光下，说道：
“早安，夫人。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停！”
重拍了一次又一次。弗罗斯滕森把这句话说了五次。他瘦小头秃，眼睛和嘴角会紧张地抽搐。
半小时后在石得桑，贡瓦尔·拉尔森把车停在距离比约内福斯贝里家大门二十五码外的地方。马丁·贝克和勒恩挤在后座。车库的门没关，他们看见里面停着一辆黑色的大型奔驰车。
“如果他不想午餐约会迟到的话，”贡瓦尔·拉尔森说，“应该要出发了吧。”
他们等了十五分钟，前门才终于打开，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还有一个金发女子、一只狗和一个大约七岁的小女孩。他亲吻女人的面颊，把小孩抱起来香一个，然后大步走向车库，上车开走了。小女孩送了一个飞吻，笑着说了些什么。
比约内·福斯贝里体形高瘦，五官端正，面容开朗，英俊得像是女性杂志中小说插图的男主角，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举止悠闲直爽。他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大衣。他的头发呈波浪状，往后梳得服帖。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四十八岁还要年轻。
“挺像奥尔松的，”勒恩说，“特别是身材和穿着——我是说大衣。”
“嗯，”贡瓦尔·拉尔森咕哝，“不同的地方在于，奥尔松的大衣是三年以前在拍卖场花三百克朗买的。这家伙的大衣八成要五千克朗。但舒利那种人看不出来。”
“说老实话我也看不出来。”勒恩说。
“但是我看出来了，”贡瓦尔·拉尔森说，“幸好这世界上还有人看得出东西的好坏。要不然塞维尔街。干脆全部改成妓院算了。”
“什么街？”勒恩惊愕地问道。
科尔贝里的行程完全被打乱了。他不只睡过头了，而且天气更加恶劣了。到了下午一点半他才到林雪平北边的一家汽车旅馆。他喝了一杯咖啡，打电话回斯德哥尔摩。
“怎么样？”
“到五一年的夏天为止，只有九个人有车，”梅兰德回道，“英瓦尔·本特松有一辆新的福斯。鲁内·本特松有一辆四九年的派克。肯尼斯·卡尔松有一辆三八年的DKW。奥韦·埃里克松有一辆旧的欧宝Kapitan，是战前的车种。比约内·福斯贝里有一辆四九年的福特Vedette，还有——”
“等等，还有别人有这种车吗？”
“Vedette吗？没有。”
“这样就行了。”
“约兰松的莫理斯原来是浅绿色的。当然，他拿到那辆车时可能重漆过。”
“好。你能把电话转给马丁吗？”
“还有一件事。约兰松在五一年夏天把他的车送到废铁场去了。这辆车的注册记录在八月十五号撤销，就在约兰松接受警方问话之后一个星期。”
科尔贝里又投了一克朗的硬币，不耐烦地想到眼前还有一百二十七英里路。天气太坏，开回去还得花几个小时。他懊悔没把账本送上昨晚北上的火车。
“喂，我是贝克督察。”
“嗨，那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想是销赃的，但没办法证实。他们有几个巡回业务员，到各省去卖衣服之类的东西。”
“老板是谁？”
“比约内·福斯贝里。”
科尔贝里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叫梅兰德把全部力气放在福斯贝里身上。问一下耶尔默，看看我回来的时候他或是其他人会不会待在实验室。我有需要他分析的东西。”
到了下午五点，科尔贝里还没回来。梅兰德轻敲马丁·贝克的门，走进了办公室，一手拿着烟斗，另一只手里是一叠文件。他立刻开口说了起来。
“比约内·福斯贝里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号结婚，娶了埃尔莎·比阿特丽斯·霍坎松。她是商人芒努斯·霍坎松的独生女。霍坎松做建筑材料生意，整家公司都是他的，非常有钱。福斯贝里立刻收掉以前所有的买卖，比如荷兰人路上的公司。他努力工作，研读经济，变成一个干劲十足的生意人。霍坎松九年以前死了，独生女继承了遗产和公司，但福斯贝里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公司的主管了。石得桑的房子是在五九年买的，那时可能花了大概五十万。”
马丁·贝克擤擤鼻涕。
“他和这个女人交往多久之后结婚的？”
“他们似乎是五一年三月在欧勒认识的，”梅兰德回答，“福斯贝里是冬季运动迷，事实上到现在还是，他的老婆也是。他们似乎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在结婚之前两人频繁地见面，福斯贝里也常到她父母家做客。当时他三十二岁，埃尔莎·霍坎松二十五岁。”
梅兰德换了一份文件。
“他们的婚姻似乎很幸福。他们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分别是十三岁、十二岁和七岁。结婚之后他就把福特骑兵卖了，另外买了一辆林肯，从那时候起他换过几十辆车。”
梅兰德停下来点烟斗。
“你找到的就这些吗？”马丁·贝克问。
“还有一件事我认为很重要。比约内·福斯贝里志愿参加一九四。年的芬兰冬季战争……当时他二十一岁，在这里服完兵役之后，就立刻上了前线。他的父亲是克利斯琛市韦德炮兵团的准尉。他来自一个家世清白的中产阶级家庭，本来似乎前途无量，但是战后开始不太对劲。”
“没问题了，似乎就是他。”
“看起来像是。”梅兰德说。
“还有谁在这里？”
“贡瓦尔、勒恩、努丁和埃克。我们要查他的不在场证明吗？”
“那当然。”马丁·贝克说。
科尔贝里一直到七点才抵达斯德哥尔摩。他首先直奔实验室，拿出修车厂的账本。
“我们可是正常上下班的，”耶尔默乖僻地说，“五点就收工了。”
“那就特别麻烦您——”
“好了，好了。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你。你只是要车牌号码是吗？”
“是的。我会待在国王岛街的局里。”
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电话就来了。
“A6708。”耶尔默简洁地说。
“太好了。”
“小意思。你也可以自己看出来的。”
科尔贝里放下电话。马丁·贝克投给他疑问的一瞥。
“没错，约兰松开到橡树区的车是福斯贝里的，绝对毫无疑问。福斯贝里的不在场证明是什么？”
“站不住脚。五一年六月，他住在荷兰人路的单身公寓里，跟那家神秘的公司在同一栋楼。接受审讯时他说自己十号晚上在北市。显然他是去了北市，大约七点左右跟某人见了面。然后仍旧是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斯德哥尔摩，半夜十一点半抵达。他也说他把车借给公司的业务员了，业务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他非常小心，没有说他跟约兰松换了车开。”
“是的，”马丁·贝克说，“他开了约兰松的莫理斯，这让事情看起来完全不同了。他开车轻松地花了一个半小时就回到斯德哥尔摩。车停在荷兰人路那栋大楼的后院里，从街上没人看得见。但是后院里有一间冷藏室，平常用来收藏毛皮大衣，据说那些大衣是在夏天的时候送来保存的，但其实八成是赃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换车？”
“我想答案非常简单，”科尔贝里说，“约兰松是业务员，常带着一堆衣服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福斯贝里那辆vedette能塞的东西比他的莫理斯要多三倍。”
他沉默了半分钟，然后说：
“我想约兰松到事后才发现。他回来以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那辆车可能很棘手。所以一等警方找他问过话之后，他就把车送到废铁场去了。”
“福斯贝里怎么解释他和特雷莎的关系？”马丁·贝克问。
“一九五零年秋天，他们在一家舞厅认识，他和特雷莎睡过几次，到底几次不记得了。然后冬天的时候他遇见了未来的老婆，便对那位花痴失去了兴趣。”
“他是这么说的吗？”
“用词差不多就这样。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杀特雷莎？是像斯滕斯特伦在温多的书上写的，要‘摆脱被害人’吗？”
“可能吧，他们都说摆脱不了这个女人。而且这当然不是眭谋杀案。”
“不是，但他希望看起来像那样。接着他实在太走运了，证人都认错了车型。他一定笑得发昏。这也就是说，他应该觉得自己很安全。唯一的问题就是约兰松。”
“约兰松和福斯贝里是合作伙伴。”马丁·贝克说。
“一切都相安无事，直到斯滕斯特伦开始查特雷莎案，并从毕耶穹那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情报。他发现当时只有约兰松一个人有小莫理斯这种车，而且颜色也对。他问了许多人，开始跟踪约兰松。当然他很快就注意到有人给约兰松钱——就假设是谋杀特雷莎·卡马
朗的凶手给的。约兰松越来越紧张……对了，你知道十月八号到十一月十三号之间他在哪里吗？”
“知道，他待在克拉拉大道旁的一艘船上。今天早上努丁找到那个地方了。”
科尔贝里点点头。
“斯滕斯特伦推测约兰松总有一天会引他去找出真正的凶手，于是他就每天跟踪他，而且应该是采用公开的方式。他猜得没错。虽然对他自己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成功。如果他早点出发去斯莫兰……”
科尔贝里沉默下来。马丁·贝克沉思地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按摩鼻根。
“是啊，一切似乎都吻合。”他说，“心理状态也是。特雷莎案还要再过九年才超过追诉期。只有谋杀这种罪行，才会迫使一个大致上算是正常的人极力设法隐瞒。此外，要是被发现的话，福斯贝里的损失可是非同小可。”
“我们知道他在十一月十二号晚上的行踪吗？”
“他屠杀了公车上所有的人，包括斯滕斯特伦和约兰松，这两个人当时对他而言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了。但目前我们只知道他有作案的机会。”
“我们怎么知道的？”
“贡瓦尔设法强行把福斯贝里的德国女佣带来。她每个星期一晚上休假。根据她手提包里小日记本的记载，十三号到十四号之间的晚上她跟男朋友在一起。根据同样来源，我们也得知福斯贝里太太当天晚上参加了一场仕女晚宴。因此福斯贝里本人应该没出门。理论上他们不会放孩子单独在家的。”
“这个女佣现在在哪里？”
“敝警局。而且我们要留她过夜。”
“你觉得那家伙的精神状况如何？”科尔贝里问。
“八成很糟，在崩溃边缘。”
“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吗？”科尔贝里说。
“公车谋杀案的话不行，”马丁·贝克回答，“这么做会犯下大错。但我们可以用涉嫌谋杀特雷莎·卡马朗的罪名逮捕他。我们有一个已改变证词的关键证人，还有不少新的证据。”
“何时动手？”
“明天早上。”
“在哪里？”
“办公室。他一到就进行逮捕。用不着把他的老婆和小孩扯进来，特别是如果他精神状态不稳定的话。”
“怎么逮捕法？”
“尽量不引人注意。不开枪，不踢门。”
科尔贝里思索半晌，然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谁去？”
“我和梅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