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下雪，刮风，酷寒。
“适合滑雪的好雪。”勒恩说。
他站在窗前，带着梦幻的神情望着纷飞大雪中隐约可见的街道和屋顶。
贡瓦尔·拉尔森充满疑心地怒视他一眼说：
“这是笑话吗？”
“不是，我只是在想小时候下雪的感觉。”
“真是太有建设性了。你不想做点儿比较有意义的事吗？比方说帮忙办案子？”
“当然好，”勒恩说，“但是——”
“但是什么？”
“我正要说这句话。但是做什么呢？”
“九个人被谋杀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你竟然站在这里不知道要做什么？你是警探，不是吗？”
“是的。”
“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去探呀。”
“去哪里？”
“我不知道。做点儿事就是了。”
“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我坐在这里阅读梅兰德和那些医生捏造出来的心理分析废话。”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什么事都知道？”
公车血案发生已经一星期了，侦查没有任何进展，束手无策的现状让大家都坐立不安，连一般大众如洪流般提供的无用线索也已经慢慢干涸了。
但消费社会和其烦恼的民众仍有其他事情可想。虽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广告却已经漫天飞舞，歇斯底里的购物潮像黑死病一样，迅速无情地在装饰着彩饰的购物大街上蔓延。
这种传染病横扫千军，无人可幸免。它侵入家家户户，毒害、破坏所有人，事，物。孩子们因为疲累而哭叫，一家之主则直到下一次度假前都负债累累。这庞然合法的骗局让所有人都成为牺牲者，医院里心肌梗塞、精神崩溃和溃疡发作的病患同时暴增。
市中心的警察局常有盛大家庭节庆的先驱者造访，这些圣诞老人醉得不省人事，得让人从公寓门口或公共厕所里拖出来，两个筋疲力尽的警员在玛丽广场帮一位烂醉的圣诞老人坐上出租车时，不慎让他掉进了沟里。
接下来便引起一阵骚动，两名警员惨遭惊叫的儿童和怒骂的酒鬼围攻。其中一位巡逻警员在眼睛被冰块打中后动了肝火，拿起警棍随手一挥，打到一个好奇的退休公民。这下子可难看了，痛恨警方的民众可有材料大肆炒作了。
“每个社会阶层对警方都有潜在的恨意。”梅兰德说，“只需一点儿冲动就可使这种恨意现形。”
“哦，”科尔贝里毫无兴趣地应声，“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警察是一种必要之恶。”梅兰德说，“每个人，就连职业罪犯都知道，他们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帮上忙的情况之中。当夜贼半夜醒来，听见地下室有怪声音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当然是打电话叫警察。但只要这种情况不出现，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安的时候，都会有恐怖或轻蔑的反应。”
“如果我们非得觉得自己是必要之恶的话，那就玩儿完了。”
科尔贝里丧气地说。
“当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实，”梅兰德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继续说，“那就是，做警察的人需要顶尖的智慧和出众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质；然而实际上，这个职业完全无法吸引拥有以上条件的人。”
“你真恐怖。”科尔贝里说。
这个论点马丁·贝克以前就听过许多次，他并不觉得有趣。
“你不能到别处去进行你的社会学讨论吗？”他不悦地说，“我正想事情呢。”
“想什么？”科尔贝里说。
电话响了。
“喂，我是贝克。”
“我是耶尔默。情况如何？”
“我们私下说——糟糕得很。”
“那个没有脸的人，你们找出那人的身份了吗？”
马丁·贝克认识耶尔默很多年了，对他非常有信心。不只马丁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耶尔默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鉴识技术人员，如果你知道怎么应付他的话。
“还没，”马丁·贝克说，“似乎没人想念他。挨家挨户调查的人也都没收获。”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下去。“你不是要说，你有新发现了吧？”
一定要拍耶尔默的马屁，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对啦，”他志得意满地说，“我们又彻底检查了他一遍，试图建立比较详细的图像，能让人想象出他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设法找出了某个特点。”
我能不能说“你不是说真的吧”，马丁·贝克思忖。
“你不是说真的吧？”他说。
“是真的。”耶尔默愉快地说，“结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
现在他该说什么？“太棒了”？“了不起”？还是就简单地说“很好”？或是“厉害”？得在英雅喝咖啡嚼舌根的时候多练习才行。
“太好了”他说。
“谢谢啦。”耶尔默热切地回应。
“别客气。我猜你大概不能告诉我——”
“哦，当然可以，所以我才打电话来。我们先检查他的牙齿。这可不容易，牙齿情况很糟。但我们找到的补牙填充物做得很随便，我不认为是瑞典牙医做的。关于这点可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就是他的衣服。他的西装，我们追查到是斯德哥尔摩的好莱坞服饰连锁店里卖出的。你可能也知道，总共有三家。一家在代沙路，一家在古特街，还有一家在圣艾利克广场。”
“很好。”马丁·贝克简洁地说。
他无法再继续扮演伪君子了。
“对，”耶尔默酸酸地说，“我也这么觉得。此外，西装很脏，一定从来没送去干洗过，我认为绝对已经穿了很久没换。”
“多久？”
“我猜大概一年。”
“还有其他的吗？”
对方停顿了一下。耶尔默把最好的留在最后。这只是修辞上的停顿。
“有，”最后他说，“在西装外套的内袋里，我们发现大麻的碎屑，右边的裤袋里则发现了磨碎的厌食剂药丸颗粒。验尸时的测试分析，证实这个人有毒瘾。”
新的停顿。马丁·贝克一言不发。
“此外，他有淋病，很严重。”
马丁·贝克做完笔记，道了谢，挂上电话。
“黑社会的臭味。”科尔贝里说。
他一直站在椅子后面偷听。
“是的，”马丁·贝克说，“但他的指纹不在我们的档案里面。”
“或许他是外国人。”
“很有可能，”马丁·贝克同意。“但我们要拿这些消息怎么办呢？这又不能透露给媒体。”
“是不行，”梅兰德说，“但我们可以让线民和认识的毒贩口耳相传，在不同的警方辖区，通过毒品缉查组和社工人员去问。”
“嗯，”马丁·贝克喃喃道，“那就这么办吧。”
没啥用处，他思忖。但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过去几天以来，警方已经两次大规模扫荡了所谓的黑社会，成效正如他们所预期，少得可怜。除了最惨淡、最落魄的家伙外，大家早就知道警方要进行扫荡。警方抓到的人——大约一百五十个——大部分都需要立即接受治疗，必须转送到不同的机构去。
内部调查到目前为止也毫无所获，负责和社会人渣接触的警探们都说，他们相信线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每件事似乎都能证实这一点：没有人能通过掩护这个凶手而获得好处。
“除了他自己之外。”贡瓦尔·拉尔森说。他喜欢发表不必要的评论。
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继续追查手上的情报，试图追踪凶器，继续审讯每一个和受害者扯得上关系的人。这些侦讯现在已经由支援的人力来接手进行——马尔默的蒙松和一个从松兹瓦尔来的努丁侦查员；贡纳尔·阿尔贝里无法抽身。其实无所谓，每个人都确信这些侦讯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时间慢慢过去，没有任何进展，一天又一天，然后变成一个星期接着又一个星期。又是星期一了，日期是十二月四号，圣徒巴布洛的纪念日。天气很冷，还刮着风，圣诞节的购物潮越来越疯狂。支援人力的情绪陷入低潮，开始想家了。蒙松想念瑞典南部温和的天气，努丁则怀念北方冬天清冽明亮的寒意。
两人都不习惯大都市，在斯德哥尔摩都觉得难受极了。许多事情都让他们神经紧张，主要原因是这里的日常生活、拥挤的群众和淡薄的人情。而身为警察，随处可见的粗暴行为和小奸小恶也让他们不悦。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这个城市。”努丁说。
他身材壮硕，头顶光秃但是眉毛浓密，棕眼眯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出生，”科尔贝里说，“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样的。”
“我刚搭了地铁，”努丁说，“光是从赤杨溪到齐家广场，我就看见至少十五个要是在松兹瓦尔会被警方立刻逮捕的家伙。”
“我们人手不足。”马丁·贝克说。
“是的，我知道。但是——”
“但是什么？”
“你们没想过吗？住在这里大家都很害怕，那些普通的守法市民。如果你想问路，或是借火什么的，他们都会转身逃走。大家都吓得要命，没有安全感。”
“谁不是呢。”科尔贝里说。
“我不是。”努丁回道，“至少通常不会。但我想，要不了多久我也会变成这样了。你们现在有什么事让我做吗？”
“有一个有点儿怪的情报。”梅兰德说。
“关于什么的？”
“公车上那个身份不详的无名尸。苍鹭石区有个女人打电话来，说她家隔壁的修车厂老是有很多外国人。”
“嗯哼。所以呢？”
“那里通常很吵闹，虽然她不是这么说的——她说‘嘈杂’。其中最嘈杂的是一个矮小、黑皮肤、大概三十五岁的家伙。他的衣着跟报纸上描述的有点像，而且这位女士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
“有成千上万的人穿那样的衣服。”努丁怀疑地说。
“没错，”梅兰德同意道，“的确有，这个情报百分之九十九是没用的，实在太过笼统，几乎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而且这位女士似乎也不怎么确定。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可做……”
他没把话说完，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这位女士的姓名住址，把纸扯下来。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同时把纸递给努丁。
“拿去吧。”他说。
“我看不懂。”努丁喃喃道。
梅兰德的笔迹像是鬼画符，几乎无法辨识，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科尔贝里接过那张纸。
“象形文字，”他说，“要不然就是希伯来文。《死海古卷》八成是弗雷德里克写的，虽然他没那种幽默感。我可是他的首席翻译呢。”
他重新誊写了姓名和住址，说道：
“这是正常文字的写法。”
“行了，”努丁说，“我可以跑一趟。有车吗？”
“有，但是交通那么拥挤，路况那么糟糕，你最好还是搭地铁。坐十三线或南向二十三线，在阿赛斯丘下车。”
“再见。”努丁说着走出去。
“他今天心情似乎不怎么好。”科尔贝里说。
“你能怪他吗？”马丁·贝克回答，擤着鼻涕。
“不能，”科尔贝里叹口气。“为何不让他们回家算了？”
“因为我们管不着，”马丁·贝克说，“他们是来这里参与本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侦缉行动。”
“要是能……”
科尔贝里止住自己，觉得说下去也是没用——要是能知道他们在侦缉什么人，该到哪儿去侦缉，那就太好啦。
“我只是引述司法部长的话。”马丁·贝克装出一副傻样。
“‘我们最聪慧的头脑，’——他指的是蒙松和努丁——‘正致力于将这个疯狂的集体谋杀犯逮捕归案；让此人不能再度行动，对整个社会和其个人来说，都有至高的重要性。’”
“这话他是什么时候说的？”
“第一次是在十七天以前，昨天则是不知第几次啦，但昨天只在报纸的第二十二页占了四行的空间。我想他一定充满了怨气。明年是选举年。”
梅兰德讲完电话，用拉直的回形针掏烟斗的头，静静地说：
“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对付这个疯狂的集体谋杀犯啦。”
十五秒钟之后，科尔贝里才回答：
“是，绝对是。同时也该把门锁起来，不接电话。”
“贡瓦尔在吗？
”马丁·贝克问。
“在。拉尔森先生坐在那里用裁纸刀剔牙。”
“叫他们把所有电话都转给他。”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伸手拿起话筒。
“也叫他们送咖啡上来，”科尔贝里说，“我要三个甜面包和一份杏仁饼干，谢谢。”
十分钟之后咖啡送来了。科尔贝里锁上门。
他们坐下来。科尔贝里啜着咖啡，开始吃甜面包。
“目前情况如下，”他满嘴塞着食物说道，“想出名的疯狂凶手悲哀地站在警察局长的衣橱里，我们需要他时就拿出来掸掸灰尘。因此可以这么假设：一个带着苏米M三七冲锋枪的家伙，在公车上打死了九个人。这些人彼此间毫无关联，只是刚好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地点。”
“枪手是有动机的。”马丁·贝克说。
“是的，”科尔贝里说，伸手拿杏仁饼干。“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是他不可能有动机要杀害一群只是碰巧聚集在一起的人；因此，他真正的目的是杀害其中一人。”
“凶案经过仔细计划。”马丁·贝克说。
“九个人中的一个。”科尔贝里说，“不过，是哪一个？弗雷德里克，你有名单吗？”
“不需要。”梅兰德说。
“对，当然不需要。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开始吧。”
马丁·贝克点点头。接下来的讨论以科尔贝里和梅兰德的对话形式进行。
“古斯塔夫·本特松，”梅兰德说，“公车司机。我们可以说他有理由在这班公车上。”
“毫无疑问。”
“他似乎过着普通而正常的生活，没有婚姻问题，没有犯罪记录，工作认真负责，同事都喜欢他。我们也问过几个他们家的朋友，他们都说古斯塔夫正直稳重。他不喝酒，四十八岁，在本市出生。”
“敌人呢？没有。影响力昵？没有。钱呢？没有。杀害他的动机呢？没有。下一个。”
“我不准备依据勒恩的编号来说。”梅兰德说道，“希尔杜·约翰松，六十八岁的寡妇。当时正从女儿在费斯曼纳街的住处回家。出生在伊得柏洛。跟她女儿问过话的有拉尔森、蒙松，还有……啊，这无关紧要。她靠老年金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只有一点，她应该是在欧丁路上车，所以只坐了六站。除了她女儿女婿之外，没人知道她会在这个时间搭公车走这一段路。继续。”
“约翰·谢尔斯特伦，五十二岁，出生在西脊市，席贝莉街格连修车厂的工头。当天他加班之后坐了公车回家，这点毫无疑问。他的婚姻也很幸福，主要的兴趣是他的车子和夏天的度假小屋。没有犯罪记录。薪水不错，但也就是这样而已。认识他的人说他八成是从厄斯特马广场搭地铁到中央车站，然后转乘公车。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从皇后街的出口上来，在欧里恩百货外面搭车。他的老板说他是个技术高超的技师，也是个好工头。修车厂的技工都说他——”
“是奴隶头子，会欺负人，对老板则摇尾巴谄媚。我去和他们谈过。下一个。”
“阿尔方斯·什未林，四十三岁，出生在美国明尼波利斯，父母是瑞典籍的美国人。他在战后来到瑞典，就一直留在这里。他经营小生意，主要是进口喀尔巴阡山的云杉做传声结构板，但十年前就破产了。什未林酗酒，他在溪丘的戒酒中心戒过两次酒，也因为酒醉驾车在柏吉苏监狱坐过三个月的牢，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他生意失败之后，就改行当工人，现在他替本地的议会做杂工。案发当天晚上他从酒厂街的箭矢餐厅回家。他没喝多少酒，原因可能是因为没钱；他住的地方简陋破烂。他可能是从餐厅走到代沙路的公车站的。他独身，在瑞典没有亲戚，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喜欢他，说他性情好，脾气好，能喝酒，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
“他看见了凶手，在死前对勒恩说了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专家对录音带的分析出来了吗？”
“没有。穆罕默德·布西，阿尔及利亚人，在餐厅工作，三十六岁，出生在一个我不会念的地方，名称我已经忘记了。”
“啧啧，真是太大意了。”
“他在瑞典住了六年，在此之前住在巴黎。不参与政治活动。他在银行有储蓄账号。认识他的人说他害羞内敛。他十点半下班，正在回家的路上。正直的人，但小气、乏味。”
“你这不是在说你自己嘛。”
“布里特·丹尼尔松，护士，一九四。年出生在艾斯卢。她坐在斯滕斯特伦旁边，但没有证据显示两人认识。和她交往的医生，当天晚上在南方医院值班。她应该是在欧丁街和寡妇约翰松一起上车的。她也是要回家，中间没有耽搁，她下班就直接上了公车。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她不是跟斯滕斯特伦一起的。”
科尔贝里摇头。
“绝不可能，”他说，“斯滕斯特伦干吗要这么个苍白的小女孩儿？他要的家里都有了。”
梅兰德茫然地望着他，但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接着是阿萨尔松。外表体面，但内在就没这么漂亮了。”
梅兰德停下来，弄了一下烟斗，然后继续说：
“这个阿萨尔松是个颇为可疑的角色。两次因为逃税被定罪，还有一次是一九五。年初的性犯罪——性侵害一个打零工的十四岁少女。三次都坐了牢。阿萨尔松很有钱，他做生意、做事都毫不留情。许多人都有理由讨厌他。连他的老婆和弟弟都觉得他很可恶。但有件事情很清楚：他之所以在公车上是有原因的。他参加完在纳法路举行的某种聚会，要去找一个叫做奥尔松的情妇。情妇住在卡尔贝里街，在阿萨尔松的公司上班。他打电话给情妇说他要过去。我们问了她好几次话。”
“谁去的？”
“贡瓦尔和蒙松。分别去的。她说——”
“等一下，他为什么搭公车？”
“可能是因为他喝了不少酒，不想自己开车。雨下得太大叫不到出租车。出租车公司的总机忙不过来，全斯德哥尔摩没有一辆空出租车。”
“行了。那个情妇说了什么？”
“她觉得阿萨尔松是个龌龊的老头儿，几乎等于性无能。她是为了钱，不想失去工作才跟他。贡瓦尔觉得这女人是贱货，一定还有别的男人，而且她很蠢。”
“‘拉尔森先生和女人’，我想干脆写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好了。”
“她也对蒙松承认自己还服侍和阿萨尔松有生意往来的人。这是阿萨尔松要她做的事情。阿萨尔松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
“多谢了，老朋友。我的小说就要这么开头：‘他出生在哥德堡，上车地点是在动物园桥。’太棒了。”
“所有时间都符合。”梅兰德不为所动地说。
马丁·贝克第一次参与讨论。
“那么就只剩下斯滕斯特伦和那个无名氏？”
“对，”梅兰德说，“奇怪的是，我们只知道斯滕斯特伦是从动物园岛那个方向来的，以及他带着枪，至于无名氏，我们知道他有毒瘾，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就这样。”
“其他人部有搭公车的理由？”马丁·贝克问道。
“是的。”
“我们查出了他们为何搭公车？”
“是的。”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业已成为经典的问题：‘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科尔贝里说。
“我们得去和他的女朋友谈谈。”马丁·贝克说。
梅兰德取出嘴里的烟斗。
“奥萨·托雷尔？你们两个都和她谈过了呀。在那之后我们又问过她话。”
“谁？”马丁·贝克问。
“勒恩，一个多星期前。”
“不行，勒恩不行。”他喃喃自语。
“你是什么意思？”梅兰德说。
“勒恩的方式是没问题，”马丁·贝克说，“但他并不真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跟斯滕斯特伦一点儿也不熟。”
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互望了许久。两人都没说话，最后是梅兰德打破了沉默。
“所以呢？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他要去找某个女人，”科尔贝里的话令人难以信服，“要不就是找朋友。”
科尔贝里在这种讨论中一向扮演反对派，但这次连他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你忘了一件事，”梅兰德说，“过去十天以来，我们敲遍了那个地区每一家的门。没有半个人听过斯滕斯特伦的名字。”
“这不能证明什么。那个地区充满了奇怪的藏身处和阴暗的出租公寓。那种地方可不欢迎警察。”
“就算是这样，我想以斯滕斯特伦来说，去找女朋友的理论可以不必考虑了。”
“你有什么根据昵？”科尔页里敏捷地问。
“我不相信是这样。”
“但是你也承认这有可能？”
“对。”
“好吧，那就算了，目前不考虑。”
“这样一来，关键问题似乎就是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马丁·贝克问。
“等一下，”科尔贝里抗议道，“那个无名氏在公车上干什么？”
“先别管无名氏了。”
“为什么？他的存在跟斯滕斯特伦一样重要，而且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在那里干什么。”
“或许他只是要搭公车。”
“只是要搭公车？”
“是的。许多游民都这样，一克朗可以搭两趟，消磨几个小时。”
“地铁里比较温暖，”科尔贝里不同意。“而且你爱搭多久就搭多久，爱换车就换车，只要不出站就行了。”
“是没错，但是——”
“你还忘记了重要的一点：无名氏不只在裤子口袋里有大麻和厌食剂的碎屑，他身上的钱也比所有乘客加起来还要多。”
“这碰巧也除去了钱这个谋杀动机”梅兰德插讲来。
“此外，”马丁·贝克加上一句，“你自己也说过，那个地区充满了奇怪的藏身处和阴暗的出租公寓或许他就住在其中一个跳蚤窝里。还是回到基本的问题：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干什么？”
他们沉默了至少一分钟。隔壁房间的电话响个不停，他们不时可以听到声音——贡瓦尔·拉尔森或是勒恩的声音。最后梅兰德说：
“斯滕斯特伦在公车上能干什么？”
三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梅兰德缓缓点头，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斯滕斯特伦可以跟踪。”
“是的，”马丁·贝克说，“那是他的专长。他技术高明而且顽固，可以一跟踪就是几个星期。”
科尔贝里抓抓脖子说：
“我记得四年以前，他真把约塔运河船那个案子的凶手惹毛了。”
“他引对方上了钩。”马丁·贝克说。
没人接话。
“当时他就有这种本事，”马丁·贝克说，“从那时候起他更有长进了。”
“对了，你问过哈马尔了吗？”科尔贝里突然说，“我是指，去年夏天我们挑悬案时，斯滕斯特伦选了什么。”
“问了，”马丁·贝克回答，“但是一无所获。斯滕斯特伦跟哈马尔讨论过这件事，哈马尔提了一两个建议——建议什么他不记得了，但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就放弃了。不是案子的年代太过久远，而是斯滕斯特伦太年轻了。他不想办自己十岁时在哈斯塔哈玛玩官兵抓强盗时所发生的案子。最后他决定要看一下你调查的那件失踪案。”
“他从没来跟我说过。”科尔贝里说。
“我想他只是翻了卷宗吧。”
“可能。”
一片沉寂。梅兰德再次打破沉默。他站起来说：
“嗯，我们说到哪里了？”
“搞不清楚。”马丁·贝克说。
“失陪一下。”梅兰德说着去上厕所。
他关上门之后，科尔贝里望着马丁·贝克说：
“谁要去看奥萨？”
“你。这件事一个人去比较好，我们两个里面你比较适合。”
科尔贝里没有回答。
“你不想去吗？”马丁·贝克问。
“不想。但我还是会去。”
“今天晚上？”
“我得先办两件事。一件在瓦斯贝加，另一件在家里。你打电话给奥萨，跟她说我大概七点半会到。”
一小时后，科尔贝里回到帕连得路的公寓。时间是五点钟，外面天已经黑了几小时。
他的妻子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法兰绒格子衬衫，正忙着漆厨房的椅子。衬衫是他早就已经弃置不穿的。她卷起袖子，把下摆随意在腰间打了个结。她的手掌、手臂和
双脚都沾了油漆，连前额上都有。
“脱衣服。”他说。
她拿着油漆刷，一动也不动仔细地打量他。
“很急吗？”她淘气地说。
“对。”
她立刻认真起来。
“你非再去一趟不可？”
“对，必须去问话。”
她点点头，把刷子放在油漆桶里，擦了擦手。
“是奥萨，”他说，“情况从各方面来说都会很棘手。”
“你需要打一剂预防针？”
“对。”
“小心身上别沾到油漆。”她说着解开衬衫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