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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号晚上，斯德哥尔摩大雨滂沱。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正下着国际象棋。他们在科尔贝里的公寓里，离南边郊区的斯卡玛布林地铁站不远。最近几天没发生什么大事，因此他们两人都休假。
马丁·贝克棋下得很糟，但还是照下不误。科尔贝里有个刚满两个月的女儿，这天晚上他被迫带孩子；而马丁·贝克则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愿回家。天气糟透了。倾盆大雨哗啦哗啦地冲刷过屋顶，打在窗户上，街头几乎杳无人迹。少数几个人显然是有要事在身，才不得不在这种晚上出门。
位于滨海大道的美国大使馆外面，以及通往此地的几条街道上，沿路有四百一十二名警察正和人数大约两倍的示威者对抗。警方配备有催泪瓦斯弹、手枪、警鞭、警棍、警车、摩托车、短波无线电、电池驱动的扩音器、镇暴犬和歇斯底里的马匹。示威者则带着一封信和被大雨渐渐湿透的纸板标语牌。要将这些示威者视为同一批人马有点困难，因为群众里男女老少都有：身穿牛仔裤粗呢外套的十三岁女孩，认真严肃的政治系学生，鼓噪煽动群众的人士，以闹事为职业的家伙，此外竟还有一位八十五高龄、戴着贝雷帽、撑着蓝色丝制雨伞的奶奶级艺术家。这些人之所以冒着大雨并不计任何后果聚集在此，是因为某种强而有力的共同动机。相对而言，警方则完全称不上是精英部队。这些警察是从市内各分局征召来的，但每个有医生朋友或者善于规避的警员，都设法躲过了这项讨人厌的任务。剩下来的人有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有的被人认为是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的则太年轻没经验，无法摆脱这种差事，更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匹人立起来，咬着嘴里的衔铁，警察摸着枪套，挥舞警棍一次又一次往前冲。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带着令人难忘的标语，上面写着：尽你的责！继续干，生更多警察！三个一百九十磅重的巡逻警员扑向她，把标语扯个粉碎，把女孩儿拉进巡逻车里，扭她的手臂，粗野地摸她胸部。女孩儿今天才满十三岁，还没发育出什么可摸的昵。
总共有五十几个人遭到逮捕。许多人受伤流血。其中有些是名人，他们还没超然到不去写信给报社，或是不在广播和电视上抱怨的程度。分局的值班警员一看见这些人就打了阵哆嗦，歉意满面，堆笑哈腰地请他们回去。其他人在无可避免的审讯中可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一个骑警被空瓶子打到头，那个瓶子绝对是人群中某个家伙扔的。
这次任务是由一位在军校受过训的高级警官指挥。这人素有治安专家的美誉，现在他正满意地望着自己精心制造出来的一场乱局。
在斯卡玛布林的公寓里，科尔贝里收起棋子，扔进木盒里，“啪”一声把盖子盖上。他的妻子上完进修课回来了，立刻就回房睡觉。
“你永远也学不会的。”科尔贝里哀怨地说。
“人家说下棋要有特殊天赋，”马丁·贝克沮丧地回道，“要具备叫做‘国际象棋判断力’的东西。”
科尔贝里换了话题。
“我敢打赌今晚在滨海大道上一定够瞧的了。”他说。
“可想而知。到底是什么事？”
“他们要递交一封信给大使，”科尔贝里说，“不过是一封信嘛，寄去不就算了？”
“寄去就没有这场热闹了。”
“是没有，但话说回来，这种事真是蠢得丢脸。”
“的确。”马丁·贝克同意。
他戴上帽子，穿了外套准备走人。科尔贝里很快站起来。
“我跟你一起出去。”他说。
“出去干吗？”
“哦，散散步。”
“这种天气散什么步？”
“我喜欢下雨。”科尔贝里说，并穿上深蓝色的毛葛雨衣。
“我一个人感冒还不够吗？”马丁·贝克说。
马丁·贝克和科尔贝里是警察。他们隶属于凶杀组，目前没有什么案子要办，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很闲。
市中心街上没有警察的影子。倘若中央车站外面有个老太太正等着巡逻警员过来敬礼，然后笑着扶她过马路，那么她的愿望可要落空了。此刻就算有人用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玻璃，也用不着担心尖厉的巡逻车警笛会突然打断他的好事。
警方正忙着昵。
一个星期前警察局长公开表示，目前许多警方的例行职责都不得不暂停，因为他们必须保护美国大使，不让讨厌约翰逊总统和越战的人所投递的信件和其他玩意儿威胁到他。
伦纳特·科尔贝里侦查员也不喜欢约翰逊总统和越战，但他倒真喜欢下雨时在城里散步。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雨仍旧下着，示威行动差不多已经解散了。
就在此刻，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八宗命案和一宗谋杀未遂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