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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周刊朝日》总编、常盘大学教授、散文学家重金敦之
赤坂的日枝神社旁有一家名叫“山之茶屋”的居酒屋，那里的招牌菜是鳗鱼。那是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十一月，我和松本清张先生初次会面之处。当时我奉命担任翌年将在《周刊朝日》开始连载的短篇推理小说的责编。那一年也是我入社的第二年。
可能是因为清张先生指名要“年轻、有劲头的记者”吧。但我们社里的大人物似乎有些不放心我这个菜鸟，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向我：“你之前担任过哪些作家的责编啊？”
我回答：“我帮结城昌治［结城昌治（YukiShoji，1927-1996），日本冷硬派推理小说作家，一九六一年凭借《黑夜结束时》获得第十六届日本理作家协会奖］先生编过《白书堂堂》。
对方咕哝着：“这次可是更大牌的人物哦。”然后便在那边为“该去哪间餐厅才好”而兴奋不已。
说起清张先生的短篇魅力，是通过《周刊朝日》的《黑色画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连载）而广为人知的。之后又发表了《天保图录》（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连载）。当时敝社正想拜托他发表《黑色画集》的续集。
《黑色画集》的责编是当时的副总编，即儿童文学家永井萌二先生。《天保图录》的责编则是精通相扑界的殿冈驹吉先生。如今两人都已过世，但当时他们都曾恳切细心地传授我该如何与清张先生相处。或许年轻的我看起来真的很不可靠吧。
说到清张的作品，我高中时曾沉迷于月刊《旅》（日本交通公社出版）连载的《点与线》（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连载）。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升学考试，但因为一直憧憬登山和旅行，所以是《旅》和《Alpu》（创文社出版）的忠实读者。后来得知画家山藤章二先生读过《旅》上面的《点与线》，我们俩还曾经热烈讨论过一番。
一边吃鳗鱼一边聊天，这场不知该说是见面礼还是洽谈公事的会面总算顺利结束了。初次见面我顶多觉得：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松本清张先生啊。至于当时说了什么，我早已忘记，连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的交情竟会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他过世为止。
另外，那天清张先生一眨眼就把眼前的鳗鱼吃了个精光，还冒出一句“这样就没了吗”，令举座众人甘拜下风。他不喝酒，年纪不到六十岁，食欲很旺盛，也难怪会一下子就吃光了。从此我学到了一课：吃鳗鱼，往往三两下就结束了。如今的鳗鱼料理店，似乎动不动就搬出一大堆菜色，但在当时，顶多只有鳗鱼片、烤肝脏及烤鳗鱼。
一开始题目定为《黑色样式》。我至今还记得临别之际，用事先备好的车子送他离开时，我说了一句“考虑不周”并向他道歉。翌日，据说社里那位大人物还特地跑来对我们的总编辑说：“‘考虑不周’这种台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的哟。”我本来很想顶他一句“不知是哪个笨蛋选去‘山之茶屋’吃饭的”，但最后还是咽回肚里。
过完年，从第一篇《刹车》开始连载。这个故事只要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变成阴森风格，不过清张先生深知《周刊朝日》的读者层，并刻意用淡雅的笔调轻描淡写地收尾，这是其他作家望尘莫及的绝技。关于这篇作品，我不记得做过特别采访。
接着，为了第二篇《犯罪广告》，我去拜访了有“鱼博士”之称的末广恭雄先生，请教海蜇的问题。清张先生也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海蜇这种会附着在生物尸体上、在海中散发妖异光芒的浮游生物的。最近已经可以在东京湾横断道路中间的人工岛“海萤”上亲眼看到真正的海蜇了。
后来又为第三篇《微笑的仪式》搜集有关笑气的资料。老师给我出的难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面带古希腊雕像式的微笑（archaicsmile）而死？”我记得当时真是伤透脑筋。不过，幸好我打从高中时代就对“笑容古拙”的奈良飞鸟寺佛像与和辻哲郎［和辻哲郎（WatsujiTetsuro，1889-1960）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的世界很感兴趣。对于忙碌的周刊记者来说，搜集这些相关资料也算是忙里偷闲。至于《两个声音》（第四篇），我特地去请教了号称在“野鸟叫声”的录音技术方面首屈一指的NHK制作人。
第一篇《刹车》连载了八周，结束后紧接着就开始连载《犯罪广告》，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前一个故事刚进入尾声，清张先生的日程里早已塞满下一篇作品的主题了。说得不客气一点，他对“解谜”和故事的“落地姿势”向来不太在乎，反倒比较喜欢构思下一篇故事。
品鉴葡萄酒时，所谓“后味”这种留在舌尖上的余香也会被列入评价，但清张先生的作品多半都出乎意料地草草收场，爽快的后味是他的特征之一。我看他总是埋头写作，除了工作也很少出去玩。有一次，我逮到机会问他：“老师觉得什么时候最快乐？”结果他的回答竟是：“连载大致结束，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
《黑色画集》的第一篇《遇难》连载了十一周结束，而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的《证言》只两个星期就结束了，真是名副其实的短篇，甚至可说是超短篇。
在《黑色样式》中，《刹车》和《犯罪广告》都是八周就结束了，但《微笑的仪式》登了十周，《两个声音》更长达十七周，到了第六篇《雾笛小镇》（后改名为《内海之轮》）甚至成了连载三十七周的“长篇”，实在很难称为“短篇”。
我觉得他自己本来没有打算写那么长，只是对登场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状态描写得太细腻了，不知不觉就越写越长。但读者总是期待新的事件发生，要求故事加快节奏。《黑色仪式》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四年后在《周刊朝日彩色别刊》上刊登的老师的短篇《两本同样的书》（一九七一年）问题就有些大了。季刊型杂志上的文章通常都是一次登完，可是老师的作品却不见结束，加上又有页数限制，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在电话中不小心脱口说出：“老师，您的故事好像太冗长喽。”
清张先生一听果然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就激动地吼我：“什么冗长！就是因为你们只晓得追着情节跑，所以我才讨厌写推理小说！”但他本人大概也心知肚明，想必这句话正好说到他的痛处了吧。
在一旁听我讲电话的伊藤道人主笔（后来成为《朝日俱乐部》总编，现已故）一脸被我打败的表情安慰道：“你竟敢说他写得太冗长，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不过这本来就是事实，也没办法。”当时清张先生六十一岁，我才刚满三十。现在想想，都是因为年轻气盛才会说出那种“考虑不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