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你还在追査这个案子。”德金说，“你做了些什么？打电话去印第安纳州，再去多摇几下那棵摇钱树？”
“没有。说不定我应该这么做。我花了一大堆时间，可是没得到太多结果。我想她的失踪是一桩犯罪事件。”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她一直没正式搬出去。某天她付了房租，但十天后女管理员开门进去发现，房间是空的。”
“这也没什么希罕的。”
“我知道。那个房间是空的，除了三样东西。去收拾的人不管是谁，都留下了电话、答录机，还有寝具。”
“这告诉了你什么？”
“另有其人替保拉去收拾东西带走。很多出租公寓会提供寝具，这个地方却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是用自己的寝具，所以她离开时会记得要一起带走。可是要是换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以为应该把寝具留在房间里。”
“你就查出了这个？”
“不。答录机也留下了，而且还开着继续接电话，叫打来的人留言。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话，她会打电话去电话公司申请停机才对。”
“要是她走得匆忙的话就不会了。”
“那她离开了也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啊。不过就算她没有打电话好了，假设她忘光了，为什么又要留下答录机？”
“一样的道理，她忘了。”
“房间收空了，抽屉里没有衣服，柜子里也没有东西。房间并没有乱到让人容易漏拿东西。屋子里只剩下寝具、电话、答录机。她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
“她当然可能。很多人搬家时会留下电话，我想除非那是自己买的，否则你就会留下来。反正，很多人都不会把电话机带走。另外她也留下了答录机，那个答录机——放在哪儿，就在电话旁边，对不对？”
“所以她四处看看，没看到什么散落的东西。答录机，家电用品，让你跟朋友们保持联络，使你不必担心没接到电话，嘀答嘀答嘀答，她把它看成电话的一部分了。”
“那她发现忘了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去拿？”
“因为她已经在格陵兰了，”他说，“买个新的比搭飞机跑回来要省钱。”
“我不知道，乔。”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告诉你，这比看到一个电话和答录机及两张床单和一条毯子，就想借此编出一宗绑架案要有道理。”
“不要忘了还有床罩。”
“是啊，没错。或许她搬到一个用不着床罩的地方了，那是什么尺寸的，单人床吗？”
“比较大，介于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我想一般称之为四分之三。”
“所以她跟着一个拥有超大双人水床和十二寸老二的帅哥骗子跑了，谁还需要那些旧床单和枕头套？照这样讲，如果她今后可以整天翘脚躺着的话，还要那个电话机干嘛？”
“我想是有人去帮她把东西搬走的，”我说，“我想是有人拿了她的钥匙，收拾了她的东西溜出那栋公寓。我想——”
“有人曾看到陌生人提着行李箱，从那栋公寓离开吗？”
“他们连彼此都见不着面，谁还会注意到陌生人？”
“那阵子有人看到过任何人拖着袋子吗？”
“你也知道，事情发生太久了。我问过跟她住同一层楼的房客，可是你怎么想得起两个月前发生的芝麻小事？”
“这就是重点，马修。就算有线索，现在也消失无踪了。”他拿起一个塑料玻璃的相框，用手把相框转过来看着里面的两个小孩和一只狗，三者都朝着镜头微笑。“我们继续你的理论，”他说，“有人搬走了她的东西。他留下寝具是因为他不知道寝具是她的。那他为什么也把答录机留下？”
“这样打电话来的人就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那为什么他不干脆什么都不要搬，这样连女管理员都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因为这样管理员会知道她没有回来，然后可能就会去报警。清理房间会消灭掉可能的线索，留下答录机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制造假象，让某些外地的人以为她还在那儿，而且也无法得知她搬走的确切时间。她是在六日付房租，十天后她的房间才被发现已经搬空，我顶多只能把她失踪的时间缩小到这十夫之内，就是因为答录机还留在那儿。”
“怎么说？”
“她父母打过两次电话，而且都留了话。如果答录机没开，他们就会一直打电话，直到联络到她为止。无论他们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要是联络不到她，他们就会警觉，想到她可能出了什么事。那么她父亲可能两个月前就会来找你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
“要当时就找你，线索就还不会消失无踪了。”
“我还是不确定警方该管这件事。”
“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如果他早在七月中就请个私人侦探——”
“不用说，你办起来就会轻松多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不定她留下答录机不是因为忘记，而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她搬出去了，可是她不希望某人知道她已经走了，比方说她的父母，或者是某个她想躲的人。”
“她可以保留那个房间，继续付房租，换个地方住就是了。”
“好吧，说不定她想搬出城，可是还希望能听到电话留言，她可以——”
“她没办法从外头打回去听留话。”
“她当然有办法。不是有个玩意儿，只要找个按键电话打回去，按了密码，就可以听答录机里头的留言。”
“不是所有答录机都有这个功能，她的就没有。”
“你怎么知道？喔，对了，你看过那个答录机了，还放在她房里嘛。”他伸伸手指头，“好吧，我们一直假设来假设去，到底重点是什么？你当过很久的警察，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我只是想——”
“站在我他妈的立场想想看，可以吗？你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有个家伙带着寝具和电话答录机的故事来找你。没有证据显示有罪案发生，失踪的人是个心智健全的成人，已经有两个月都没人见过她了。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我没吭声。
“你会怎么做？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尽你的责任。”
“废话。”
“如果是市长的女儿呢？”
“市长没有女儿。市长的老二这辈子都没有勃起过，哪来的女儿？”他把椅子往后推，“如果是市长的女儿，那当然另当别论。我们会派一百个人成立专案小组，限时破案。反正你这么一点点线索没多大帮助。好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会是她跑去迪斯尼公园卡在摩天轮的最顶端下不来。你和她父母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怕她死了。”
“或许她已经死了。这个城市随时有人死掉。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早晚会打电话回家，等她钱用光了，或者恢复记忆了，随便你怎么说。如果她已经死了，你、我或任何人也没办法帮她什么忙。”
“我想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査不出什么，他应该在两个月前就来找你的。”
“是啊，增加他的罪恶感。”
“好吧，你可以讲得婉转一点。老天，你已经比大部分人都付出了更多时间，也查到这个地步了。你甚至还发现一些不错的线索，电话单什么的，还有答录机。麻烦是这些线索都没有进一步的联系。你把线拉出来看，结果都是断掉的。”
“我知道。”
“所以就这么办吧，你不会想再多花时间，到头来又拿不到钱。”
我刚要开口，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讲了一会儿，挂断电话后，他对我说：。“在古柯硷出现之前，我们有什么案子可办？”
“有了古柯硫，才找我们来当警察的啊。”
“是吗？想必如此。”
我逛了几个小时，大约一点半开始下起小雨。卖雨伞的小贩几乎立刻就出现在每个街角。让你觉得他们之前就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一滴水就可以奇迹般地让他们冒出生命来。
我没买伞。雨还没大到要花钱买伞。我走进一家书店，什么都没买，消磨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雨还是下得像雾一样。
我回到旅社，询问前台，没有留话，唯一的信是封信用卡广告函。“你已经被批准了！”上头的广告词醒目地印着。可是我就是很怀疑。
我上楼打电话给沃伦·赫尔德特克。我手上拿着笔记本，迅速地简单说了一下我调查了哪些方向，而目前得到的信息又少得无法判断任何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说，“不过我不认为我比当初刚开始时更清楚她的动向。我不认为自已得到了什么成果。”
“你还需要钱吗？”
“不，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赚这笔钱。”
“你想她会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是你没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我想她和某个人扯上关系，这个人一开始可能让人觉得很刺激，但到头来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觉得——”
他不想说出来，不能怪他。“她也许还活着，”我说，“或许她出国了，或许介入了某些非法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无法跟你们联络。”
“很难想象保拉会跟罪犯交往。”
“或许她只是觉得这是个冒险奇遇。”
“我想这是可能的，”他叹了口气，“你没给我们太多希望。”
“是没有，但我也不认为事情到了绝望的地步。恐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我一开始就在等。太……太难了。”
“我相信很难。”
“好吧，”他说，“我要谢谢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坦白。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线索值得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会很乐意再多寄一点钱给你。”
“不用了，”我说，“无论如何，我或许会再花几天查查看，以防万一漏掉了什么。如果我查到什么，我会通知你的。”
“我不想再拿他的钱，”我告诉薇拉，“一开始的一千元，已经让我背上超过我所愿意负的责任。如果我再接受他的钱，我下半辈子就得被他女儿的事情勒着脖子了。”
“可是你做的工作超过他所付的钱，为什么不接受报酬？”
“我已经拿到报酬了，可是我回报了他什么？”
“你做了工作（work）。”
“是吗？高中物理学教过我们如何衡量‘功’（work），公式是力量乘以距离，比方一个东西重二十磅，搬了六尺，你就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
“尺磅？”
“那是一个衡量的单位。可是如果你站着推一面墙，推了一整天却无法移动它，你就没有做任何‘功’，因为你把墙移动的距离是零。沃伦·赫尔德特克付了我一千元，而我唯一做的就是去推墙壁。”
“你移动了一点点。”
“可是微不足道。”
“哦，我不知道，”她说，“爱迪生制造他的电灯泡时，有人看他没有任何进展，就认为他一定会失败。爱迪生说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现在他知道有两万种物质不能用来做灯丝。”
“爱迪生的态度比我好。”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你好，否则我们就都得生活在黑暗中了。”
我们身处黑暗中：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待在她的卧室，躺在床上伸长了四肢，厨房里播放着乡村音乐女歌手里巴·麦金泰尔的磁带。透过卧室的窗子，可以听到后头那栋建筑传来的吵架声，用西班牙语很大声地吵着。
我本来没打算来找她。打完给赫尔德特克先生的电话后我出来散步，经过了一家花店，一时兴起想送花给她，等花店老板写好送货单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要到第二天才能送，所以我就自己送来了。
她把花插进水瓶，我们坐在厨房里，中间隔着摆了花的餐桌。她冲了咖啡，速溶的，不过装咖啡的罐子是新的，上头有个醒目的商标，它也不是无咖啡因的。
然后，因为我要找人谈这件事，两个人就进了卧房。进卧房的时候，里巴·麦金泰尔还在不停唱着，可是那些歌我们已经听过好几次。录音机会自动换面，如果不去管的话，它就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饿了吗？我可以煮点东西。”
“你喜欢的话就做。”
“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从来没喜欢过做菜。我做得不好，而且你也看过厨房了。”
“我们可以出去吃。”
“雨下得很大，你没听到雨打在通风板上面的声音吗？”
“刚才雨下得很小。我的爱尔兰姑妈总说，这样的天气很温柔。”
“雨变大了，听声音就知道。要不要叫外卖的中国菜？他们不在乎天气怎么样，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跳上神风突击队脚踏车，闯过冰雹。‘无论下雨飘雪，也无论是大太阳或昏暗的夜晚，你都可以享用蘑菇鸡片。’只不过我不想吃蘑菇鸡片，我要——你想知道我要什么吗？”
“想——”
“我想要麻酱面和猪肉炒饭，还有腰果鸡丁和四味虾仁。怎么样？”
“好像够一个军队吃的了。”
“我打赌你可以全部吃掉。糟糕。”
“怎么了？”
“你还有时间吗？现在七点四十分了，等到他们送来的时候，你就该去参加聚会了。”
“我今天不去没关系。”
“你确定？”
“对。不过我有个问题，什么是四味虾仁？”
“你没听过四味虾仁？”
“没有。”
“噢，可怜。”她说，“那我就非请你不可了。”
我们在厨房的锡面餐桌上吃饭，我想把花挪开，让出一点空间，可是她不准。“我要它们放在我可以看到的地方，”她说，“现在的空间已经足够了。”
早上她出去买过东西。除了咖啡之外，她还买了果汁和汽水。我喝可乐，她拿了瓶贝克啤酒出来给自己，可是开瓶之前，她先问我会不会觉得困扰。
“当然不会。”我说。
“因为再没有比啤酒更配中国菜的了。马修，我这么说没关系吗？”
“什么？啤酒跟中国菜很配？噢，这有待商榷，我想有些葡萄酒商会不赞同。不过又怎样？”
“我不确定。”
“打开你的啤酒吧，”我说，“坐下来吃饭。”每样菜都很好吃，虾仁果然就像她保证的那么棒。她用随着食物附送的免洗筷子吃，我一直不会用，便还是用叉子。我告诉她，她筷子用得很好。
“很容易的，”她说，“只是需要练习，来，试试看。”
我试了，可是手指不灵光，筷子老是交叉，我没办法把食物送进嘴里。“这可以让节食的人使用。”我说，“它让你觉得使用这种工具吃饭的人，一定发明了叉子。他们还发明其他东西，意大利面、冰激凌，还有火药。”
“还有棒球。”
“我还以为是俄罗斯人发明的。”
就像她预言的，我们吃得精光。她清理桌子，打开第二瓶贝克啤酒。“我得习惯新的规则，”她说，“在你面前喝酒让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会让你不自在吗？”
“不会，可是我怕是我会让你不自在。我不知道谈论啤酒配中国菜有多棒是否妥当，喔，我不知道。这样谈喝酒没关系吗？”
“你以为我们聚会时都在干什么？全都在谈喝酒。有些人谈酒的时间，比我们以前喝酒的时间还要多。”
“可是你们不会告诉自己那有多可怕吗？”
“有时候会。有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彼此以前喝酒有多棒。”
“真想不到。”
“这很平常，而且大家还会当成笑话讲，他们会谈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最倒霉的事情，大家听了就大笑。”
“我从没想到会是这样，没想到会变成笑话。我还以为应该会谈谈上吊屋的绳子。”
“上吊屋，”我说，“那可能是谈话的主题吧。”
稍后她说：“我一直想把那束花拿进来。真是疯了，这儿根本没地方摆，最好还是留在厨房。”
“反正明天早上还会在那儿。”
“我真像个小孩，对不对？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情吗？”
“当然可以。”
“老天，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好吧，开了那样的头我就非说不可了，对不对？从来没有人送过花给我。”
“真是难以相信。”
“怎么会难以相信？我花了二十年，把自己的心和灵魂奉献给了政治革命。激进的革命分子不会送花给彼此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会谈到你们这些多愁善感的中产阶级，你们这些堕落的后资本主义者。毛泽东说过百花齐放，但那不表示你就应该摘一把花，带回家给你的甜心，你甚至连甜心都不该有。如果这段感情不能为党服务，那你就不该去经营。”
“可是你好几年前就脱离那个组织，跑去结婚了。”
“嫁给一个老嬉皮士。长头发，衣服上镶着鹿皮流苏，还有珠子。他墙上应该挂个一九六七年的日历。他很幸运活在六〇年代，从来不知道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她摇摇头，“他从不带花回家。会带花尖，但不会带花。”
“花尖？”
“整株大麻药性最强的部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正式的名字应该是印度大麻。你抽大麻吗？”
“不。”
“我好几年没抽了，因为我怕那会导致我又回头去抽烟。好笑吧？一般人都是恐吓说抽大麻会导致你去吸海洛因，我怕的却是会致使我去抽香烟。不过我从来就不那么喜欢大麻，我从来就不喜欢失控的感觉。”
早晨时，花还在那儿。
我原来没打算留在那儿过夜的，可是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去找她。时间就这么从我们之间流逝，我们谈谈话，或者分享宁静，听听音乐，听听雨。
我先醒了。我作了个喝醉的梦，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只不过我已经好一阵子没作这样的梦了。细节在眼睛张开的那一刻便已忘光，可是我记得梦里有人给我一瓶啤酒，我想都没想拿来就喝，等到想起自己不能喝酒时，人已经醉了一半了。
我醒来时不确定那只是个梦，也不完全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时间是清晨六点，虽然还可以倒头回去睡，可是我不想，因为怕又回到那个梦境里。我起床穿衣服，没冲澡，免得吵醒她。正在绑鞋带时，我觉得有人在看我，转头看到她正盯着我。
“还早，”我说，“再睡一下，我晚点再打电话给你。”
我回到旅社，前台那边有个我的留言。吉姆·费伯打过电话来，不过现在回电太早了。我上楼冲澡刮胡子，然后在床上躺了一分钟，竟打起瞌睡来。我根本不累，却睡了三个小时，才头昏脑胀地醒来。
我又冲了个澡让自己清醒点，然后打电话到吉姆的店里找他。
“我昨天晚上没看到你，”他说，“只是想知道你怎么了。”
“我很好。”
“那就好。你错过了一个很棒的聚会。”
“哦？”
“有个从中城的团体来的家伙，演讲时讲了些很好笑的事情。他曾有一阵子一直尝试要自杀，但就是不成功。他完全不会游泳，于是就租了个平底划艇，划了好几里。最后，他站起来，说，‘再见，残酷世界。’然后从船边跳下去。”
“然后呢？”
“结果他停船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沙洲，底下的水只有两尺深。”
“有时候你就是怎么样都做不成一件事。”
“是啊，每个人都会碰上这样一段日子。”
“我昨天晚上梦到喝醉酒。”我说。
“哦？”
“我喝了半瓶啤酒，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明白过来后，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把剩下半瓶也喝掉了。”
“在哪里？”
“细节我不记得了。”
“不，我是问你在哪儿过夜的？”
“你这混帐鼻子真灵。我待在薇拉家。”
“她的名字叫薇拉，你喜欢的俏妞儿？”
“没错。”
“她喝了酒吗？”
“没影响。”
“对谁没影响？”
“耶稣基督，”我说，“我跟她一起待了八小时，还不算睡觉的时间，这整段时间里她喝了两瓶啤酒，一瓶配晚餐，一瓶饭后喝。这样就会让她变成酒鬼？”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样会让你不舒服吗？”
“就记忆所及，再没有比那一夜更舒服的了。”
“她喝哪个牌子的啤酒？”
“贝克。有什么差别？”
“你梦里喝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
“什么味道？”
“我不记得味道了，根本没注意。”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讯号，如果你梦到喝酒，至少要能尝出味道而且乐在其中。我们一起吃中饭吧？”
“不行，我得去办件事。”
“那或许晚上会见到你。”
“或许吧。”
我挂上电话，很生气。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一个小孩似的，我的反应也变成转成孩子式的愤怒。我梦里喝什么酒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