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次攀上小径，走回柯林森夫妇的宅邸。我给罗力展示了沾染血污的毛巾、手帕、洋装、拖鞋；包过吗啡的白纸；柯林森卧室地板上的枪、天花板上的弹孔，以及地板上的空弹壳。
“椅子底下的弹壳还在，”我说，“不过我之前在墙角还看到过一颗，离手枪很近。”
“你的意思是说你走后它被拿走了？”
“没错。”
“可那又会对谁有什么好处啊？”
“我也想不出来，不过它确实是被拿走了。”
他已经失去了兴趣，正盯着天花板。然后他说：“开了两枪，却只有一个弹孔。我猜另一个是朝窗外打的。”
他走回加布丽埃尔·柯林森的卧房，检视着黑色的绸装。它被撕裂了几处——靠近裙摆的地方——但并没有弹孔。他把洋装放了回去，又捡起梳妆台上盛着吗啡的纸。
“你觉得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儿？”他问。
“她吸毒。这是她继母教给她的几样东西之一。”
“啧，啧，啧。看来还真像是她干的呢。”
“什么？”
“你也清楚吧，她有毒瘾，对不对？他们起过冲突，他把你找来，结果——”他顿住，努起嘴唇，然后问道，“你认为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
“不清楚。可能是昨晚他等完我之后回家的路上吧。”
“你整晚都在旅馆吗？”
“从十一点多到今早五点。当然啦，我也有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抽空杀个人。”
“我可没这个意思，”他说，“只是随口问问。这位柯林森－卡特太太到底长什么样？我没见过。”
“她二十岁左右，身高有五英尺四五英寸，看起来比实际要苗条；淡棕色的短鬈发，眼睛很大，有时是棕色，有时则是绿色；皮肤白细，前额很窄；嘴唇和牙齿都很小，下巴很翘，耳朵挺尖，没有耳垂；病了几个月，气色也不好。”
“应该不难找。”他说，然后开始在抽屉、衣柜、行李箱里翻捡。我头一回来的时候就翻过，也没找着什么有趣的东西。
“看来她既没打包，也没拿走什么。”他回到我站的梳妆台旁，下了结论。他伸出一根粗手指，指向桌上银色的化妆箱：“那上面的G.D.L.是什么缩写？”
“她婚前的名字叫加布丽埃尔·莱格特，还有个什么中间名吧。”
“哦，没错。那她是开车走的吧，嗯？”
“他们在这儿开过车吗？”我问。
“平常他到镇里，要么走路，要么开一辆克莱斯勒敞篷车。她想开车的话就只有走东街。咱们上那儿瞧瞧吧。”
出了屋子，他绕着房子转了几圈，我则在旁边等着。他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他停在一处明显是车棚的地方，指着地上的轨迹对我说：“今天早上开出去的。”我姑且信了他。
我们沿着一条满是沙尘的道路走上另一条石子路，然后又前行了大约一英里，到了一幢伫立在一群红色农舍中的灰色房屋前。一个身材瘦削、肩膀高耸、脚步略跛的男人正在屋后为水泵上油。罗力叫他德布罗。
“没错，本，”他回答了罗力的问题，“她今早七点路过这里，慌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车里没别的人。”
“她穿着什么？”我问。
“棕色外套，没戴帽子。”
我问他跟卡特夫妇熟不熟，因为他住得离他们最近。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他跟卡特谈过两三次，觉得这年轻人还算随和。有一次他带着妻子去看卡特太太，不过卡特说她不舒服，在床上休息。德布罗夫妇都只是远远瞄过她，而且不管走路坐车，她都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
“我看这附近谁都没跟她讲过话，”他有些兴奋地说，“当然，除了玛丽·努涅斯啦。”
“玛丽替他们做事？”副警长问道。
“嗯。怎么，本，那儿出事了吗？”
“那丈夫昨晚掉下了悬崖，妻子却一声不响地跑掉了。”
德布罗吹了声口哨。
罗力进屋借用德布罗的电话，跟警长报告了经过。我则待在外头，还想从德布罗口中多打探点儿消息——就算是他的个人意见也行。可我只听到了一堆感叹。
“咱们去找玛丽。”副警长打完电话后过来说道。于是我们离开德布罗，穿过马路，越过田野，朝着一丛树木前进。“奇怪，她人不在那边。”
“她是什么人？”
“一个墨西哥人，跟她的同胞们一起住在那边的低洼地。她丈夫佩德罗·努涅斯眼下正在福山服无期徒刑——两三年前他抢劫时杀了一个叫邓恩的私酒贩子。”
“本地的案子？”
“嗯。就在图客旅馆前头的海湾干的。”
我们穿过树间，走到一条溪边，五六座小屋傍溪而建——形状、大小和红铅的建材都跟货车车厢没什么两样。屋后头散布着几处菜园。有间小屋前面坐着个身材走了形的墨西哥女人。她穿着一身粉红格子洋装，坐在装过汤罐头的空箱子上，嘴里衔着根玉米梗烟斗，手里抱着个深肤色的婴儿。几个邋遢的小孩在屋子间的空地上玩耍，几条同样邋遢的杂种狗也跟着喧嚷。有个褐色皮肤的男人站在花园里，穿着条底色发蓝的连身工作服，有一搭没一搭地锄着地。
孩子们停下打闹，看着罗力和我踩着溪间的石块迈过来。狗群呼啸着冲上前，围住我们汪汪乱叫，直到一个小男孩把它们嘘走。我们在抱着婴儿的女人面前停下来。副警长对着婴儿咧嘴笑了：“呵，这皮小子，越长越壮了嘛！”
女人抽出嘴里的烟斗，吐出一句抱怨：“他总是闹疝气。”
“啧，啧，啧。玛丽·努涅斯在哪儿？”
烟斗指向了隔壁的小屋。
“我还以为她在图客旅馆打杂呢。”他说。
“有时候是。”女人事不关己地回答道。
我们走到旁边的小屋。一个穿着身灰袍的老太太走到门口，一边在黄色大碗里搅着什么东西，一边打量我们。
“玛丽在哪儿？”副警长问道。
她转过头去，朝屋里喊了几声，然后挪到一旁，好让另外一个女人走到门边。女人矮矮壮壮的，三十出头，脸庞宽而扁平，一双深色的眼睛很是慧黠。她披了一条暗色的毛毯，在喉咙处系住。毛毯一直垂到地板上。
“你好啊，玛丽，”罗力打了声招呼，“你怎么没去卡特那儿？”
“我病了，罗力先生。”她没什么口音，“风寒——今天没法出门。”
“啧，啧，啧，这可挺糟的。看医生了吗？”
她回答说没有。罗力说她该去看看，她说她不需要，她常感冒。罗力说也对，可这就更该看医生了，最好是防患于未然。她表示同意，但又说看病太贵，得病本来就不是好事，要是还得花钱就更糟了。罗力说从长远来看，还是去治病比较划算。等我开始觉得这对话恐怕要耗掉一天的时候，罗力终于又把话题转向了卡特夫妇，问起女人帮工的事。
她告诉我们，自己是在两个星期前，他们租下旅馆的时候被雇用的。她每天早上九点过去——他们从未在十点前起床——帮他们煮饭，做家务活，晚上洗好碗盘后离开，通常是在七点半左右。听到柯林森——对她来说是叫卡特的那个人——被杀了，而太太也跑掉的时候，她似乎有些惊讶。她又告诉我们，在昨晚吃过饭后，柯林森一个人出去了，说是想散个步。时间是六点半左右——晚餐提前了，没提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回家的时候刚过了七点，当时卡特太太正在二楼的前厅里看书。
玛丽·努涅斯没有——也可能是不愿意——告诉我们什么理由，能让我借以推测出柯林森为何向我求援。她坚持说，自己只知道卡特太太看起来不快乐——也确实是不快乐。玛丽对此有一套自己的揣测：卡特太太另有心上人，但她父母逼她嫁给卡特；所以，卡特当然是被那个第三者害死的，而卡特太太跟他私奔了。除了女人的直觉，我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什么其他的凭据，所以我就向她询问了卡特夫妇的访客。
她说自己一个人都没见过。
罗力又问她卡特夫妇是否有过争吵。她一开始说“没有”，但又很快改口，而且说他们经常吵架，对话从来都没愉快过。卡特太太不喜欢她先生靠近她，玛丽亲耳听她说过好几次，说他要再不远远避开的话，她会杀了他。我想诱导玛丽说得详细些，问她这些威胁是怎么发生的，话又是怎么讲的，但她却不上道。她告诉我们，只记得卡特太太以死威胁过卡特先生，叫他离开。
“这就说得通了。”我们穿过小溪、爬上斜坡往德布罗家走时，罗力心满意足地开口了。
“什么说得通了？”
“他老婆杀了他。”
“你这么觉得？”
“你不也是。”
“不。”我说。
罗力停下来，有些忧虑地看向我。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能这么说？”他抗议道，“她不是个瘾君子吗？你自己不也是说，她一直昏沉沉的？她不是跑了吗？她丢下的东西不都是沾了血污吗？难道不是她威胁要杀她丈夫，才吓得他把你给请来了吗？”
“玛丽听到的不是威胁，”我说，“是警告——跟诅咒有关。加布丽埃尔·柯林森真的相信那个。她是为他着想，要救他一命。我之前领教过她那一套。要不是柯林森趁她神志不清，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把她拖走，她才不会嫁给他呢。而这事儿又让她更害怕了。”
“但谁又会相信——”
“我可没想让谁去相信什么，”我低吼道，然后再次往前走，“我是在告诉你我信什么。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还敢说，玛丽·努涅斯说自己今早没去那房子准是在撒谎。她可能跟柯林森的死无关；她可能只是到了那儿，发现柯林森夫妇不见了，又看到一堆沾着血污的东西和枪。她不小心把地板上的弹壳踢开了，然后就拔腿跑回家，编了个谎说自己感冒了，好明哲保身——她丈夫被关进去的时候，她已经受够了那种麻烦。但也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总之，像她那种女人处在那种情况下，十有八九会搞这一套。要让我相信她刚好今早碰巧感冒，还得多点证据才成。”
“好吧，”副警长说道，“要是她跟命案无关的话，感不感冒又有什么区别？”
我想到的几种回应都是既渎神又侮辱人格，于是就忍住了没说。
再回到德布罗那里的时候，我们借了一辆至少是由三辆旧车拼出来的旅行车，一路咣当作响地沿着东街开过去，看看能不能追踪到开着克莱斯勒的女孩。我们先在克劳德·贝克家停下了。此人面色苍黄，身材细瘦，脸庞棱角分明，看上去有三四天没刮胡子。他太太可能比他年轻，但是显老——脸色疲惫、容颜不再，但或许曾经有些姿色。他们有六个小孩。最大的那个十岁，长着一双罗圈腿，满脸雀斑；最小的还不满一岁，胖乎乎的，又吵又闹。其他四个孩子有男有女，但统统都感冒了。贝克全家都走到前廊迎接我们。他们说没看到那女孩，也从未在七点之前起过床。他们只跟卡特夫妇打过照面，可是完全不熟。他们问的问题比罗力和我问他们的还多。
路过贝克家后不久，石子路就变成了柏油路。依照路面上克莱斯勒的车迹来看，那之后应该再没别的车经过。在离贝克家两英里之外的地方，我们在一幢被玫瑰丛环绕的亮绿色小房子前面再次停车。
“哈维！喂，哈维！”罗力大声地喊着。
“嗨，本。”一个三十五岁左右、人高马大的男人走到门口，然后穿过花丛走向我们的车。他的五官跟他的声音一样粗硬，步调也如语气一般从容不迫。他姓惠登。罗力问他有没有看到克莱斯勒。
“有啊，本，我看到他们了。”他说，“他们俩今早七点十五左右经过这儿，车开得飞快。”
“他们？”我和罗力同时发问，“两个？”
“车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个女孩，我没仔细瞧，就看到他们嗖地开过去了。是女人开的车，个头从我这儿看过去挺小的，棕色头发。”
“那男的长什么样？”
“噢，大概有四十岁吧，看起来个子也不大，脸色挺红润的，灰帽灰外套。”
“你之前遇见过卡特太太吗？”我问。
“海湾那头的新娘吗？没有。我只见过新郎。女的是她吗？”
我说我们觉得应该是。
“男的那个可不是新郎，”他说，“那人我没见过。”
“要再看到的话，你认得出吗？”
“大概可以吧——开得那么快的时候我都瞧见他了嘛。”
我们在惠登住处的四英里之外找到了那辆克莱斯勒。它在左车道外一两尺左右的地方一头撞上了一棵桉树。车窗全碎了，车身前三
分之一的金属被挤压得变了形。车里是空的，也没有血迹。这附近除了副警长和我之外再无他人。
我们绕了好几圈，紧紧盯着地面，而最后也没有了解到什么新的线索。克莱斯勒撞上了桉树，路面有胎痕，车旁的地上有看似脚印的痕迹；可这类痕迹在哪条路边都能找得到。我们钻进借来的车里继续前行，沿途看到人就问，可所有的回答都是：没有，我们没看到她，或者他们。
“那个叫贝克的家伙呢？”我们掉头开回去的时候，我问罗力，“德布罗只看到她，可她开过惠登家的时候，旁边多了个男人。贝克一家什么都没看到，但照理说男的应该是在他们的地盘才加入她的。”
“这个，”他带着些争辩的意思开口了，“只是一种可能性吧，是不是？”
“唔，不过再跟他们谈谈总是没错。”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他毫无热情地回应道，“但跟他们吵架时可别把我拖进去，他是我小舅子。”
这可就大不相同了。我于是问：“他这人怎么样？”
“克劳德没什么出息，挺普通的一个人。我老爸说过，他在农场里除了孩子什么都搞不出来。可我也没听过别人讲过他什么坏话。”
“要是你说他没什么问题，那就行。”我撒谎道，“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