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８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时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Ｇ·Ｍ·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