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戴假面具的战争
1936.3-1937.1
１９３６年３月７日，星期六，当德军开进莱茵兰时，伦敦并未认真考虑是否采取行动。弗朗斯瓦·本塞则从柏林极力敦促（英国）采取“激烈行动”。也许，这便唤起了法国政府的抵抗精神，因为政府催促总参谋部采取行动。与所有这类人一样，他们保守得几乎到了胆小的地步。甘末林将军警告说，“一个战争行动，不管如何有限，都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危险。如不发布战争总动员便不能突然采取行动。”他同意派遣十三个师至马奇诺防线。
这本是个胆怯的姿态，却吓坏了甘末林的柏林对手。星期天上午，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至少也要从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撤军。他说，若法国发动进攻，德国势必不战而退，这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会遭到重大失败。尽管忧心忡忡，希特勒却纹丝不动。他让勃洛姆堡等待，如有必要可有明日撤军。尽管法国总理发表了一起强烈反对的广播演说，希特勒仍不动摇。法总理说：只要斯特拉斯堡仍受德国枪炮威胁，法国决不谈判。
星期一，２．５万名德军开进了莱茵兰。牧师们挥舞着香炉为他们祝福。虽然法国人只不过是在动嘴皮子，希特勒却已焦急万分。他后来承认说，这样的压力若要承受十年，他可受不了。在德军开进莱茵兰后的４８小时，他对他的翻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伤脑筋的时刻。”如果法国作出报复，“我们就得夹着尾巴后撤，因为我们兵力不足，连轻微抵抗也做不到”。他趾高气扬地到占领区进行视察，未发生任何意外。在回家的专列上，希特勒心情舒畅。“上帝呀，一切进展如此顺利，真叫人放心！”他一边说，一边又在吹牛：“不错，世界属于智勇双全的人们。上帝保佑他。”他令左右快放瓦格纳的唱片《帕西法尔》，边听边说，他的信仰就是受这出歌剧影响后建立的。他的观点是：如果英法结成巩固阵线，德国便会不战而降。我们无法接受一个疯狂独裁者所作的估计。
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次日３月１２日，便被压下去了。这天，国联在伦敦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德国破坏了条约。３名武官惊慌失措地给柏林拍来电报。勃洛姆堡连忙带着电报去找元首。元首连看都未看便将电报往口袋进一塞。勃洛姆堡求元首妥协，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粗暴地对勃洛姆堡说，不准他将来干预政治事务。他说，政策出自帝国总理府，而不是出自战争部。他的外交部长比将领们更加好战。牛赖特反对任何妥协。他告诫元首，应耐心等待，在从莱茵兰撤军前，应看看外国官方有何反应。
元首听从了外长的劝告。接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对一群听众说，“我带着梦游者的保证，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几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从伦敦传来话说，危机已过，艾登似乎只对谈判感兴趣。
元首大喜。那时，若是别人当德国领袖，那将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元首对其心腹夸口说：“无论是谁，你们说得出来，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没法子，我只好撒谎。由于我沉着，毫不动摇，我们才得救。我威胁说，除非形势在２４小时内有所缓和，否则，我就再派６个师去莱茵兰。其实，我只有４个旅。”
由于最弱的一环在握，希特勒成功地讹作了英法两国。这证明，若无武力做后盾，只用空话进行国际谴责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他也感到，比其他的将军，他的政治本能更为健全。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胜利，也加强了他对自己之命运的信任感。他已发现，一个意志坚强，敢于动用武力的人，在反对其一想到打另一次世界大战便吓得三魂走了七魄的对手中，究竟能走得多远。
希特勒也狡猾地利用莱茵兰事件为其在国内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服务。他解散了国会，并将这一政策交给公民投票作决。这次公民投票并非大选，而是上有“兴登堡”号轻气球（画满了卍字）作掩护的在各市穿梭的胜利大游行。“我并未篡权。”他对卡尔斯鲁厄的群众说：‘我按良心办事，也是为关心人民故。我明白，我必须保持我国人民的荣誉，领导他们重新在世界上取得光荣的一席。若因为我之故，我国人民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忧愁与痛苦，那末，我就祈求万能的上帝惩罚我。”
３月２９日，在未动用一枪一弹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八点八的选民投票选举希特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受群众欢迎。另外，在３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已把一个要央求别人的国家变成了挑战者。这种地位上升被承认的地方莫过于英国了。威尔士知名人士交际极广的杜马斯·琼斯，以非官方大使的身份来到了德国。他的第一站是达莱姆，在那里，深知他与鲍尔温关系密切的里宾特洛甫敦促他与首相斡旋。
“我想让鲍尔温先生见见希特勒。”据琼斯日记中引里宾特洛甫的话：“谈话时他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很像鲍尔温先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将决定几代人的命运……鲍尔温先生应该亲耳听听希特勒的观点，不必通过中间人。希特勒会以绝对的公正与他交谈的。”里宾特洛甫极力把元首说得有声有色：“他内心是个保守派，过着画家的简朴生活，酷好音乐和绘画。”里宾特洛甫说：“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希特勒才听冯·里宾特洛甫的建议。”
“总参谋部怎么样？”琼斯问。
“在帝国政府中，容克们已不再有影响了。”外交部长回答说：“重新征兵不是部队的决定，而是希特勒自己的决定。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是征服或统治他人，而是要自立。”
次日上午，５月１７日，他们飞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同行的还有译员施密特。星期日中午，四人便在希特勒寓所宽敞的客厅里会面。琼斯觉得，这间客厅是不折不扣的维多利亚式的。“我们真像是在格拉斯哥的苔勒斯公园里，像是在１８８０年的一家商人的客厅里。”琼斯说，鲍尔温希望与德国合作，但“任重道远”。意大利新近在埃塞俄比亚所取得的胜利，虽然令国联的许多支持者震惊，但众多的英国人深信国联。
希特勒回答说，很明显，英国人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加强现在的国联；另一派则主张将它改造成保守组织。他自己赞成后一政策，反对承担未予明确的义务，因为这是无法实现的。埃塞俄比亚事件给人的教训是，若没有一个国际组织，问题的解决可能会更好些。他说：“国联的作用是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希望，欺骗其它国家，似乎日内瓦正在采取某些有效措施，同时则让意大利‘逃之夭夭’。”这种说法，可谓是在描述他自己在莱茵兰的赌博。不过，如果说琼斯看穿了这点，他在日记中却没有记载。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结果却只是彼此交换了信心。“我指出，鲍尔温先生是个羞怯而谦虚的政治家，对自己当首相颇觉吃惊。时至今日，他还未真正将惊压住呢。这句话翻译过去后，元首脱口道：‘我也如此呀’”。
这是令希特勒特别难受的时刻。他的司机施列克不久前死于车祸，而他自己则受失眠折磨。在与琼斯会见后数天，他向勃兰特医生诉说，他左耳耳鸣，其音律甚高，有如金属声。勃兰特嘱他在入睡前稍事散步，用热水和凉水交替洗脚，然后吃几粒轻剂量的安眠药。元首确曾服用安眠药片。在按他自己的设计而建造的新总理府内，元首遵守更加严格的生活规律。一到晚间，他便将自己反锁在简朴的寝室内。室内的唯一装饰是他母亲的油画像——是按一张旧照片画的；床的右边放一张床头桌。他曾指示他的一个男仆卡尔·克劳塞，不管他在何处就寝，在床头的同一位置必须为他放一张桌。早晨，他坚持自己刮胡子，穿衣也不用仆人帮助，只有在穿好外衣后他才出房门，与克劳塞打过招呼后，便径自进入书房进早餐。他的早餐一般是两杯牛奶，十块左右的饼干和几块半甜不甜的巧克力。早饭他通常是站着吃的，且边吃边翻阅新闻局送来的材料。他通常只花五分钟吃早餐，之后，便直接进办公室。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几乎唯一的娱乐就是每晚在宽敞的客厅里看电影。克劳塞通常会给他一张电影名单，列有五、六部电影，而他则从中挑选。若某部电影令他厌倦，他便会喊“乱七八糟”，然后再要另一部。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格丽泰·嘉宝。据伊万纳·克尔克帕特里克爵士说，他“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是《一位孟加拉枪骑手的生活》，这部片子他看了３次。他之所以喜欢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描写了几个英国人是如何奴役一个国家的。一个优秀的民族就该如此行动。于是，它便成了党卫军必看的影片。”他更喜欢法国影片，因为，他说，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能向公众放映，太遗憾了。”他对弗里德林·瓦格纳说，戈培尔办公室未剪净的影片，都由瓦格纳负责检查。
由于希特勒的健康未有好转的迹象，勃兰特便建议他休养一个时期，且最好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因为他在那里能睡好。他听了勃兰特的忠告。在尔后数月内，他尽量多住在瓦申弗尔德寓所。那年夏天，他又参加了瓦格纳庆典。由于尤妮提·米福特和妹妹狄亚娜也在那里，瓦格纳太太便邀她们共进午餐，希特勒很高兴。“你知道，尤妮提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一百个马克左右。”据弗里特林·瓦格纳说，希特勒曾说过：“她父母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企图迫使她返回英国。她回去过一二次，每次都逃了出来。”
７月２２日晚，两个居住在国外属纳粹党圈外组织的德国人的突然来访，打乱了白莱特的田园式的生活。来访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一位名叫佛朗哥将军的信。此人是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军首领，急需飞机运送部队至非洲，反对“赤军”。希特勒立即把戈林召来——他刚好在白莱特参加庆典。戈林敦促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原因有二：一则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二则可“锻炼我的年轻的空军”。希特勒派出了部分运输机群，还派出了不少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机枪，以作试验——仅此而已。延长西班牙内战，这不但对德国有利，而且还能阻止墨索里尼——业已大量支援佛朗哥——与法国和英国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受孤立的墨索里尼必然要转向德国。
里宾特洛甫则告诫希特勒勿插手西班牙事件。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桂冠的，而且他也怕”又把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因为英国肯定对德国之干预会不高兴的”。希特勒辩解说，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有责任援助佛朗哥。西班牙若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业已由左派统治的），法国必然会被布尔什维克化。“若被夹在强大的东方苏维埃集团和西方的法—西集团之间，一旦遭苏联进攻，我们便会束手待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