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６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２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７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２月２１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２月２４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２月２６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３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２４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４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３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２月２７日——带上４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９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２楼阳台。
晚９时３０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１０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２０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６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Ｒｅｉｃｈｓｂａ－ｎｅｒ（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１１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２０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１００磅引火材料改成１０００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１０个甚至２０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Ｇ．（”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３０００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
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３月２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