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１１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１９１２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５０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４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