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莱拉正要把感冒的察尔迈伊放到床上睡午觉，这时塔里克冲进了他们住的平房。
“你听到了吗？”他说，稍微有点喘息，“他们杀了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他死了。”
“什么？”
塔里克站在门口，把他知道的说给她听。
“他们说他接受了两个自称原籍摩洛哥的比利时记者的采访。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一枚藏在摄像机里面的炸弹爆炸了。杀死了马苏德和一名记者。另外一个记者打算逃命，但被他们用枪打死了。他们现在说那两个记者可能是基地组织的人。”
莱拉想起了妈妈钉在她卧室墙壁上的艾哈迈德·沙·马苏德的画像。马苏德身体前倾，扬起一道眉毛，脸上神情专注，仿佛正在恭敬地听着别人说话。莱拉记得妈妈十分感激马苏德在她儿子墓边念经文，把这件事说给每个人听。甚至在马苏德和其他派别交战之后，妈妈依然拒绝责备他。他是一个好人，她过去常常说，他想要和平。他想要重建阿富汗。但他们阻挠他。都怪他们阻挠他。对妈妈来说，即使到了最后，即使一切都变得极其糟糕，喀布尔成为一片废墟，马苏德依然是潘杰希尔雄狮。
莱拉没有这么宽容。马苏德的惨死没有令她高兴，但她无法忘记的是，在马苏德掌权的时候，各处城区被夷为平地，尸体从乱石堆中被扒出来，已经下葬的儿童的手脚在屋顶或树木的高枝之上被人发现。她也清楚地记得那枚火箭弹飞进来之前妈妈脸上的表情，还有那想忘也忘不了的场景：爸爸那失去脑袋的躯体落在她旁边，印在他的恤衫上的桥塔剌穿了浓雾和血迹。
“他们会给他举办葬礼，”塔里克说，“这一点我敢肯定。也许在拉瓦尔品第。葬礼将会很隆重。”
差点睡着的察尔迈伊坐了起来，用拳头揉着眼睛。
两天之后，他们正在打扫一个客房，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塔里克丢下拖把，匆匆跑了出去。莱拉跟在他身后。
喧哗声来自酒店大堂。酒店前台右边有一个休息区，里面有几张椅子，两张缀着小羊皮的沙发。角落摆着一个正对着沙发的电视机，萨伊德、接待员和几个客人聚集在电视机前。
莱拉和塔里克走了过去。
电视机上正在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屏幕上有一座大楼，大楼上部冒着滚滚的黑烟。塔里克跟萨伊德说了几句话，萨伊德的回答还没说完，电视屏幕的一角出现了一架飞机。它撞上了旁边的塔楼，爆发出一团令莱拉之前见过的任何大火都相形失色的火球。大堂里面每个人都发出一声惊呼。不到两个小时，两座大楼已经倒塌。很快，所有的电视台都在谈论阿富汗、塔利班和奥萨玛·本·拉登。
“你听说塔利班怎么说了吗？”塔里克问，“关于本·拉登的？”
阿兹莎和他面对面坐在床上，思考着棋局。塔里克已经教会她下象棋。她皱着眉，用手指轻轻敲打下唇，这个动作是跟她父亲学来的。塔里克每当考虑下一步怎么走时就会这样。
察尔迈伊的感冒好了一些。他睡着了，莱拉用药水按摩着他的胸膛。
“我听说了。”她说。
塔利班宣布他们不会将本·拉登交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在阿富汗避难的客人；拒绝客人有悖普什图人的道德观念。塔里克苦笑起来，从他的笑声中，莱拉听得出他对这种曲解普什图人的传统、让他的族人蒙羞的行为十分反感。
那次袭击之后几天，莱拉和塔里克又来到酒店大堂。电视机的屏幕上，乔治·布什正在发表演讲。他身后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说到中途，布什的声音颤抖着，莱拉以为他就要哭起来。
会说英语的萨伊德向他们解释说布什刚刚宣战。
“对谁？”塔里克问。
“首先是对你们的国家。”“也许那不算什么糟糕的事情，”塔里克说。他们刚结束做爱。他躺在她身边，头枕着她的胸膛，手臂放在她的小腹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试了几次都没做成。塔里克不停地道歉，莱拉不停地宽慰他。现在还是有困难，但不是身体有问题，而是客观条件不许可。他们和两个孩子同住的房子太小了。孩子就睡在他们身边的床铺上，所以他们没有隐秘的空间。多数时候，莱拉和塔里克默默地做爱，无声地压抑着心中的激情，穿着全套衣服，盖着毛毯，以防突然被孩子打断。他们总是担心床单的沙沙声和弹簧床的吱嘎声。但对莱拉而言，只要能够和塔里克相处，忍受再多的焦虑她也心甘情愿。当他们做爱的时候，莱拉有一种靠岸的感觉，一种找到庇护的感觉。她一直担心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一种短暂的幸福；每次做爱之后不久，这种焦虑就会丝丝点点地涌上心头；但做爱的时候，她会放下这个重担。她不再害怕两人会分开。
“你指的是什么？”这时她说。
“家乡那边发生的事情啊。也许结果不会太糟糕。”
家乡那边，炸弹再次落下来，这次是美国的炸弹——每天换床单和洗尘的时候，莱拉一直从电视机上看到战争的画面。为了赶走塔利班，找出本’拉登，美国人再次武装那些军阀，征集物资援助北方联盟。
但塔里克说的话让莱拉牙齿打颤。她粗鲁地把他的脑袋从胸前推开。
“不会太糟糕？人们死去？女人、孩子、老人？房子再次被毁掉？这还不算太糟糕？”
“嘘，你会吵醒两个孩子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塔里克，”她愤怒地说，“在所谓卡拉姆村大错之后？一百个无辜的老百姓！你亲眼看到了那些尸体！”
“不。”塔里克说。他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的脑袋，往下看着莱拉。“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你不会懂的。”莱拉说。她清楚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也清楚这是他们成为夫妻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圣战组织开始战斗的时候你走了，还记得吗？留在后方的人是我。我。我知道战争是怎么样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我的父母，塔里克。现在你居然对我说战争不算太糟糕？”
“对不起，莱拉。对不起。”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你是对的。对不起。原谅我。我想说的是，也许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也许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莱拉说。她为自己竟然朝他发火而感到吃惊。这不公平，她知道，她所说的话对他并不公平——他的父母不也是被战争夺走的吗？——她心中的怒火已经渐渐平息。塔里克继续温柔地说着，当他把她拉过去时，她没有反抗。她任凭他亲吻她的手、她的额头。她知道他说的可能没错。她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也许这场战争是必须的。也许当布什的炸弹不再落下来时，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但现在，爸爸和妈妈的悲惨遭遇正在某些阿富汗人身上重演；某些毫无心理准备的女孩或男孩回到家中，却和她一样，发现自己被一枚火箭弹炸成孤儿；此时此刻，她怎能说出这句话？莱拉无法让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来。她无法感到欣慰。此时此刻，欣慰是一种虚伪的、缺德的感觉。
那天晚上，察尔迈伊咳嗽着醒过来。莱拉还没反应过来，塔里克已经把双腿甩到床边。他系上假腿，朝察尔迈伊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莱拉躺在床上，看着塔里克的身影在黑暗中来回走动。她依稀看见察尔迈伊的脑袋靠着他的肩膀，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双脚在他的屁股旁边上下晃动。
当塔里克回到床上时，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莱拉伸出手，去摸他的脸。塔里克的脸颊是潮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