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庭芳》——《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已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儿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
《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却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90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融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回家，回家、离家，这几十年来风浸尘淫，对我竟无多改变……
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看着他身后巨大的画案，还有那粉墙与紫藤。我做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在这里吹，在这里画，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皮肤上已有皱纹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发。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
他长得很像他母亲。
祖父给后辈们留下的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在我记事时就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我们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花园的一隅，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老七舜铨在金家兄弟中是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个，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我的哥哥们几乎没有谁逃过了劫难。舜铨也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同样承受着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干、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
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挚爱亲情。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以后，舜铨突然跟我说，舜铻回来了。
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紧张。舜铨看了我一眼说，老大是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
我问是否携着夫人。
舜铨嗯了一声。
舜铻是金家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父亲镇国将军爵位的继承人。
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也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反叛封建家庭，但他加入的是国民党，后又进了军统，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金舜铻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铻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儿。
见我的思路抛锚，舜铨补充说他是听政府部门来电话通知才知道的，他以为老大会回家看看，看来老大没这个意思，从走出这个家门到现在，他已经有五十多年没回来过了。舜铨说，这次老大回来似乎也是个别人知道，他不想兴师动众。
我说，他当然不想兴师动众了，他金舜铻罪孽深重，劣迹昭著，这回政府能让他回来，也是给了很大面子，料他无颜见故里亲朋，更愧对父母亡灵，偷偷摸摸，连家也不敢进是必然的。
舜铨没接我的话，这样的话满是孝悌思想的他是说不出来的。
舜铨说，叫你从西北赶回来，一来是见一见舜铻，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大哥，你是老小儿，你更应该主动些；二来那个匣子也该打开了，如今，金家舜字辈的人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这个匣子这时候不开，怕是再没机会了。
舜铨说的匣子，是指1998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舜铨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26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装何物，尚是未知，既然翻出来了，便是到了该出来的时候，目前该匣暂由他保存，以后伺机打开。
这次我一进门，舜铨又提到匣子，并起身将一镶嵌螺钿的楠木匣由柜中取出，用布擦拭了，放在灯下，小匣立时熠熠生辉。匣上精致的小铜锁虽已锈蚀变绿，却仍牢牢锁定在环扣上。舜铨说趁着三个人都在，打开它，也算他对我们有了交代。
舜铨的妻子丽英和女儿青青端着饭由小厨房进来，见我在桌前坐着，吃了一惊。丽英放下碗说，您怎么悄默声儿地就回来了？下午让青青去车站接了，没接着，以为您坐明天的车呢。我说，没什么行李，用不着接，又不是不认识家。青青说。姑爸爸越发显得年轻啦，您瞧瞧我妈，都成了半大老太太啦。连花衣裳都不敢穿，到底比不上姑爸爸。青青这个现代青年也直呼我为“姑爸爸”，想必是受了她父亲的教诲。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的称呼男性化，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舜铨大约也常在女儿面前说你姑爸爸如何如何，她便也自然而然地叫“姑爸爸”了。丽英要去厨房再添两个菜，我说不必了，炸酱面挺好。丽英就请示丈夫，舜铨说，舜铭不是外人，不必再另炒菜了，坛子里有泡好的糖醋白菜，可以上一碟，那是她在外头吃不到的。我问糖醋白菜是谁做的，舜铨说当然是他，那骄傲自得的神情就像个小孩子。这糖醋白菜是我们家传了三四代的保留食品，即取白菜心切成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封存坛中，随吃随取，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酸甜适口，好看又好吃。
四个人就围坐在灯下吃饭，饭菜虽简单，餐具却精美，这怕也是舜铨对昔日贵族风范的惟一保留了。丽英对我很客气，也很拘谨，说话也总是“您、您”的，让我很不自在。
丽英原本是东城织袜厂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她与老七舜铨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因为老三、老四捣乱，结婚的喜宴竟不能在家里举行，被迫改在船板胡同丽英的娘家，就这，还砸了人家的暖壶。我母亲知道，舜铨对这门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做了个孝顺儿子。丽英虽与舜铨年龄相差甚远，却很知足，且性情温顺，不仅对我母亲菽水承欢，扇枕温席，尽心侍奉，对丈夫也知冷知热，黾勉从事。每每念及她的这些好处，都使我称谢不尽，感激涕零。
母亲去世，青青降生，舜铨时已年近六旬。
舜铨老来得女，爱惜备至，惯纵异常，挥墨作画时亦常抱至膝上，笔端顺着孩子嘴巴走。青青说芭蕉下的大公鸡得背着小鸡，于是站在岩石上引颈长鸣的公鸡就立刻敛羽收翎，背上驮着一只小鸡雏，就地刨食，变作一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模样；青青说过桥的老头要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很麻利地上了树……
“三中全会”以后，舜铨的生活似乎平静而清闲，用他的话说是“围炉而坐，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悠悠自得其乐也”。然而我仍从那“自得其乐”的字里行间体味到了他心灵的孤寂与情感上的空缺。今日在饭桌上，从丽英对面条的响亮吸吞和热烈咀嚼中，我又一次看出了这对夫妇的差距与隔膜，这个差距不是一代可以跨越的。我走出了这个家门，使我丢掉了某些矜持和习惯，但老七舜铨不行。老七舜铨从未走出过这个家，从未走出过这种氛围，即使有社会交往，也是在他那极有限的书画小圈子里周旋而没有其他。舜铨对书画很有研究，尤擅长于工笔重彩，他常说，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杖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苗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俗不可耐。舜铨的画据美术界人士评论，认为袭郎士宁之风却又比郎气骨浑厚，纵逸潇洒，无论从构图还是着彩上，都显示出极高的天分与功力。徐悲鸿在北平初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曾请舜铨佐力，金七爷名声由此在古城更为大噪，求画者门庭若市，一纸到手，视若拱璧，收藏家们更是以得舜铨画为美事。然而后来，舜铨的画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他的悲剧在于走不出自己，走不出禁锢他的家庭圈子。张大千、徐悲鸿均游历外洋，走遍九州山水，得河山之真谛，就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溥心畲，亦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舜铨的与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画，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