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难与人言的酸楚。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即便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也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了。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50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挓挲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吗？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子有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做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他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因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着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