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有琴师护驾也没有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心灵的情调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与医院的德国护士有染，女护士回国，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共产党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