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说，从我们的俄国朋友那里其他什么也没有搞到？”比尔·托尼问。
“什么也没有，”西里尔·霍尔特肯定说。“拍摄到的基里连科的录像带表明，他每天走同一条路步行去上班，而且严格地在同一时间，这时马路上已经是人潮拥挤了。每五个晚上中有四个，他都要到他常去的那家酒馆小坐，喝上一品脱啤酒，不期相遇的人什么样的都有。而想要骗过我们的眼睛，他需要的只是稍作伪装，稍微懂一点情报技巧，除非我们真的将我们的监视网收得很紧，但那样的话，被伊凡·彼得罗维奇注意到的风险就太大了，反而只会使他作出更大努力隐蔽起来，不再抛头露面。这个风险我们宁愿不冒。”
“一点没错，”托尼不得不同意，尽管他内心感到失望。“其他方面一点消息也没有？”
“其他方面”指的是英国秘密保安局可能安插在俄罗斯大使馆内部为他们工作的随便哪一个人。那里几乎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但西里尔不愿意在电话中讨论这个问题，不管电话是否是加密的，因为在这一行中，如果说有一件东西是你必须保护的话，那就是你的消息来源的身份。不保护好他们就可能使他们遭到杀身之祸。
“没有，比尔，什么也没有。瓦尼亚还没有在电话里和在莫斯科谈论过这个题目。他也没有为了它用过他的加密传真。由这次事件所引出的一切讨论，你瞧，我们连一个人都还没有敲定下来，就只知道酒馆里的那个家伙，而那完全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事。三个月前，我让我的一个人在酒馆里与他攀谈上了，他们聊了足球——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球迷，对这门运动有很多的了解，他甚至还自始至终未露出他国籍的马脚。他的口音绝对纯正。所以照片里的那个人完全可能什么也不是，只是另一个他碰巧撞见的人而已。基里连科是一个职业老手，比尔。他不常犯错误。有关这件事的情报毫无疑问都是写成文字，采用快信传送了。”
“所以说，我们面前或许仍有一个克格勃被精简掉的人员悄悄出没在伦敦，或许他手中就握有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我们的克拉克先生的所有情报，而他的意欲何为，我们却一无所知。”
“是这样的，比尔，”霍尔特同意他的分析。“我也不会说我喜欢那种局面，但你面对的就是那种局面。”
“你在克格勃与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接头人上面有什么发现？”
“我们有几点发现。一张其他某个人在八年前参加都柏林的一次会议的相片，以及其他一些关系提供的口头报告，包括身体特征的描述。此人可能就是在酒馆拍摄到的照片里的那个家伙，但是，对他的文字描述差不多适用于三分之一的男性，我们还担心把相片扩散得太广。”其中的道理托尼自然明白，不需要点明。霍尔特的有一些线人极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脚踩两条船的双重间谍，给他们看酒馆里那个人的相片无异于打草惊蛇，提醒调查对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这只会使他今后更加谨慎小心，或许甚至不惜易容换貌，所以，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了。在所有的游戏中，这是最复杂的那种游戏，托尼提醒自己。假如这整个事情只不过是俄国人方面的好奇，只是为了保持对于一个属于对方的，他们已知的情报官员的了解，又当如何？见鬼去吧，每一个人都干那种事。这只是做生意的一个正常的部分。
说到底，他们知道了有什么事情他们还不知道——不，托尼想。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那么多。他们知道有事情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要找的是什么。在雷达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信息的小光点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是派什么用处的？”亨里克森傻乎乎地问。
“水雾冷却系统。我们从你们的人那里弄来的，”奥克兰说。
“嗯？我不明白，”那个美国人回答。
“我们的一名工程师在——亚利桑那看到的，我想。它喷出非常细小的水雾。小水滴吸收热能，蒸发进入大气，起到空调的相同效果，但是能量的开支却可忽略不计。”
“啊，”比尔·亨里克森说，尽可能装出吃惊的样子。“这种系统的配用面有多广？”
“只用在地下通道和宽敞的大厅里。建筑师想在体育场的各处都装上它，但有人反对，说它对摄像机有干扰什么的，”奥克兰回答说，“太像真的起雾了。”
“好的，我想我必须看看那个玩意儿。”
“为什么？”
“你看，先生，用它来散布化学毒剂再好也没有了，不是吗？”这个问题着实叫这个警察高官吃惊不小。
“嗯……是的，我想是的。”
“好的，我公司里有一个人是这一类事情的专家，以前是美国陆军化学兵部队的军官，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我叫他尽快彻底查一下。”
“对的，这个主意好，比尔，谢谢你，”奥克兰说，并为自己没有想到那种危险而内疚自责。是呀，这不就是他正在请专家的理由吗？而面前这位美国佬当然像是一名专家的样子。
“这里会有那么热吗？”
“哦，会的，很热的。我们会有温度达到九十多度的时候——是华氏。时下，我们应当考虑用摄氏了，但我从未学会用摄氏。”
“是呀，我也不会，”亨里克森特意附和他说。
“不管怎样，工程师们说，这是一种使观众享受到清凉的廉价方法，安装的成本也相当合理。它利用消防的喷淋系统供水。甚至不需消耗多少水就能达到降温的效果。它已经安装有一年多了。我们定期将它试一下。美国公司生产的，一时倒想不起它的名字来了。”
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清凉喷雾公司，亨里克森心中在想。他办公室的档案柜里就有这种系统的示意图。在他们的“工程”计划中，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一刻起，它就被他们视作是上天赐给它们的大礼。这里就将是它的用武之地。用武的时机也即将到来。
“英国人那里有更多消息没有？”
“我们送去了一份询价，但至今尚无回音，”奥克兰答道。“显然，它是一个非常机密的项目。”
亨里克森点点头。“政治始终是个绊脚石。”而假使运气好的话，它就将原状保持下去。
“完全正确。”奥克兰点头称是。
助理警探马里奥·德勒桑德罗敲打他的计算机，进入纽约警察局的登记中心。足够肯定的是，玛丽·班尼斯特的失踪登记在案，安妮·普雷特洛的也一样。然后，他设定一个搜索程序，选择性别栏中的女性，年龄栏中的十八至三十岁，作为搜索起点，然后他用鼠标点击了“运行”图标。系统产生出四十六个名字，他将它们全部存放到一个为此目的而专门建立的文档中。系统并未内存照片。他将不得不到文字档案中去找。此刻，他撤消了昆斯区和里士满区失踪的十个名字的选择，暂且只留下在曼哈顿失踪的女孩的名字。那样一来，名字就压缩到二十一个了。接着，他又撤消了对于非洲裔美国妇女的选择，因为如果他们是在与系列杀人凶手打交道的话，这类罪犯通常都选择相似的个体作为受害者——例如，他们中最出名的，西奥多·邦迪，就几乎专挑头发在中间分头路的妇女下手。班尼斯特和普雷特洛都是白人，单身，有不错的姿色，年龄分别为二十一岁和二十四岁，都是深色头发。所以，十八至三十岁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跨度，他想，他又进一步将不符合上述模式的名字作了撤消选择处理。
接着，他打开了该局的无名女当事人的档案，查阅已经找到的，但至今尚未能确认身份的凶杀案受害者的尸体报告。从他的日常工作中，他已经对所有这些案件了然于胸。有两具尸体符合他设定的搜索参数，但她们都既非班尼斯特，也非普雷特洛。所以，暂且来说，这是一个无油水可挖的干洞。那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这两名失踪的妇女并未肯定死亡，那就是所谓的好消息。但是，她们的尸体有可能被巧妙地处理掉了——新泽西的沼泽地就在附近，自世纪之交以来，那里就一直是犯罪分子倾倒受害者尸体的一个主要场所。
接着，他打印出失踪妇女清单。他想与那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一起仔细查阅所有的文字档案，包括照片。班尼斯特和普雷特洛都是褐色头发，发长也大致相同。也许对于一个系列谋杀案的凶手来说，那就构成足够多的共同点了——不过，不对，班尼斯特还活着，或者说，那封电子邮件作出了这样的提示……除非这个系列谋杀案的凶手是这样的病态，还要戏弄他受害者的家人。德勒桑德罗以前还从未遇到过那样的一种人，但是，系列谋杀案的凶手都是严重病态的混蛋，你从来都不可能真正预见，为了自己的一己之乐，他们可能会做出什么行为来。如果有这样一个混蛋在纽约逍遥法外，那么要将他绳之以法的绝不仅仅是联邦调查局了。好就好在，纽约州最终有了判死刑的法律……
“是的，我见到他了，”波波夫告诉他的雇主。
“真的？”约翰·布赖特林问。“离开多近？”
“差不多就你我现在那么近，”那个俄国人回答。“不是有意的，而是碰巧的。他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人。他太太是当地社区医院的护士，他的女儿是医生，嫁给了他队伍中的一名成员，在她妈妈同一家医院工作。她就是帕特里夏·查韦斯医生。她的丈夫叫多明戈·查韦斯，也是中情局的外勤特工，目前被分派在这个‘彩虹’小组中，或许担任的是一个突击队的队长。克拉克和查韦斯都是中情局的外勤特工。数年前，克拉克参与了将前克格勃主席的老婆和女儿救出苏联领土的行动——你回忆一下最近才上报的那篇报道。是呀，克拉克就是那个把他们弄出去的军官。与日本的冲突，伊朗的马默德·哈吉·达叶兰的死也都与他有关。他和查韦斯都是经验老到，极其能干的情报官员。低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非常危险的，”波波夫最后结论说。
“好的，那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彩虹’就如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跨国的反恐组织，其活动范围横跨整个欧洲。西班牙是北约的成员，但奥地利和瑞士不是，你可以回忆一下。他们可能把他们的行动扩张到其他国家去吗？当然可能。他们对于任何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它不是，”波波夫继续道，“一个我愿意在赛场上遇到的对手组织。他们在真枪实弹的‘战斗’行动中的专业能力，我们都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在他们的能力后面作为后盾的是一流的技术和情报的支援。两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好的，所以我们了解他们了。他们有没有可能了解我们了？”布赖特林博士问。
“可能，但不现实，”波波夫想，“如果他们了解的话，恐怕这会儿你们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登上门来，到这里以犯罪阴谋之名来逮捕你——还有我了。我身后目前并没有人盯梢，或者跟踪——是的，我不认为有。我知道该注意些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发现那一方面的任何迹象，不过，我也必须承认，如果一个人做得非常小心和专业的话，在后面跟踪我，还让我木然不知或许也是有可能的。但那会是很难的——本人是经过反监视的专门训练的——但在理论上还是可能的。”
波波夫看得出，那番话在他雇主的身上产生了一些震动。他刚才承认了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假使换成他的前克格勃上司，他们在事前就已经对这种情况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并把它作为情报行业的一种正常的风险而加以接受……但反过来说，那些人从来不必担心会被捕，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失去亿万个人财富。
“有什么风险？”
“如果你指的是能够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的话……”他见到对方点头表示认可。“那就意味着你的电话可能遭到窃听，以及——”
“我的电话是编码加密的。这个系统应该是破译不了的。我的这个方面的顾问告诉我——”
波波夫举起一只手打断了他。“先生，你真的认为，你们的政府会允许生产它自己都不能破译的加密系统吗？”他问，好像是在向一个孩子解释什么事情似的。“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有一些世界上最聪明的数学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如果你还不知道他们工作多么卖力的话，你只需要去看看他们的停车场就行了。”
“嗯？什么意思？”
“如果停车场晚上七点还停满了车，那就说明他们在卖力做什么事情。在你们的国家里每人都有一辆车，所以停车场一般都建得很大，无法封闭起来，因此也无法防止人们甚至只需随便瞥上一眼即可将它一目了然。它给情报人员提供了了解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的工作繁忙程度的简便途径。”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只要找到几个名字和地址，并由此弄清他们的车型和牌照号码就可以了。克格勃曾经跟踪过美国国家安全局的“Z处”——担任破译和发明加密系统和代码任务的人——用的就是那种方法，并持续了有十余年之久，重生的RVS毫无疑问也在干这同样的事情。波波夫摇了摇头。“不，我不会信任一个可以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编码加密系统。我对俄罗斯政府所用的系统持有怀疑。你们美国人在破译密码系统方面很聪明。从二次大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他们六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况且他们还与英国人结成了盟友，而在这一专业领域，英国人也素来就有着出类拔萃的传统。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个？”波波夫惊讶地问。
“嗯……没有。他们告诉我，我这里的这个系统是不可能被破译的，因为它是一百二十八位的——”
“啊，是的，STU-3标准。这个系统在你们的政府中已经使用了大约有二十年了。你们的人已经把它更新为STU-4了。你觉得他们这样更新仅仅是为了花钱吗，布赖特林先生？或者，也许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当我在为克格勃做外勤情报工作时，我只使用一次性的拍纸簿。那是一种只使用一次的编码系统，通过随机变换位置组成。它是不可能被破译的，但使用起来极其繁琐乏味。使用那种方法，仅仅为了发送一条信息，就可能要花去你几个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把它用在语音通信上的难度极大。你们的政府有一个被称为‘踢踏舞’的系统，与它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从未能把它拷贝出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人们有可能偷听到我打的每一个电话？”
波波夫点点头。“当然。你想为什么我们所有实质性的谈话都是面对面进行的？”现在他真的受到震动了，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看得出来。这位天才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现在，或许，是你该告诉我为什么要我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了吧？”
“是，部长……好极了……谢谢你，”鲍勃·奥克兰对着他的手机说。他用拇指按了结束键，把手机放回口袋里，随后转过身对亨里克森说：“好消息。我们将把那个‘彩虹’部队也请过来为我们的安全工作做顾问。”
“哦？”比尔不由得一惊。“我想它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有点吃醋了？”那个澳大利亚警察问。
“一点不，”亨里克森撒谎说。“我兴许还认识他们中的几个人，并且他们也认识我。”
“你的费用将保持不变，比尔。”那个澳洲人说。他俩起身向他的汽车走去，但在送这个美国人去机场之前，他们将先从那里开车到一个酒馆去痛饮几品脱啤酒。
哦，糟了，这个美国人想。再一次，“非预期结果法则”又冒了出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他的思想翻江倒海似的怎么也收束不住，但很快他就说服自己，使自己平静下来了，相信只要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家，那也不会真有什么大不了的。它甚至还会有所帮助也说不定，他告诉自己，而且他还几乎已经将它信以为真了。
他不能告诉波波夫，布赖特林心里明白。他在许多方面对波波夫都是很放心的——该死，波波夫所知道的事都可以将他送进联邦监狱，甚至将他列上死囚的名单了——但是，告诉他所有这一切事情的真正的底牌？不，他不能冒那个险。他还不知道波波夫对于“环境”和“大自然”的看法。所以他无法预计这个俄国人对他的工程的反应。波波夫在许多方面对他还是有危险的，就像一头猎鹰，虽然被他用拳头调教出来了，但它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者，它或许愿意为他去猎杀一只鹌鹑或兔子，但它永远不完全属于他，它始终有能力振翅高飞，远走他乡，去恢复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既然他可以自由地去做那样的事，那么他也可以自由地去将情报交给其他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布赖特林考虑让亨里克森去解决掉这个潜在的问题。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肯定知道如何调查一件凶杀案，那么他也一定知道如何搅浑调查者的头脑，这样的话，这个小小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了。
增加胜算，这是布赖特林接着考虑的问题。要使他的地位和他的“工程”更加安全，他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如果这个“彩虹”是个麻烦的话，有没有可能直接打击它？最好是一举摧毁它，或者，最差也要将它引入歧途，迫使它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的方向上去？
“我必须首先对那个问题有个透彻的考虑，德米特里，”他最后说。
波波夫冷静地点点头，心中却在想，在他雇主思考这个问题所花的十五秒钟时间里，不知又有什么念头跑进他的脑海里了。现在是该轮到他担心事的时候了。他刚刚告诉约翰·布赖特林了，利用他，波波夫，来策动恐怖主义事件，所涉及到的操作危险，尤其是，他在通信安全方面存在瑕疵。它们，特别是这后者，把这个人吓坏了。或许，他本来早就该告诉他了，但不知怎么，这个话题从未出现过，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他的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过，或许还不是多么大的一个过错。他们的操作安全并非都是那么糟糕。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只有两个人知道……嗯，或许，那个叫亨里克森的家伙也应该算进来。不过，比尔·亨里克森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要是他是一个告密者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全都该蹲在班房里头了。联邦调查局也应该拥有展开一件大案的调查和审讯所需的所有的证据了，他们不会允许事情再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的，除非另外还有巨大的犯罪阴谋有待揭开——
——但是，与阴谋谋杀罪相比，它必须严重到多大程度联邦调查局才会去调查呢？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必须知道他们的阴谋是什么，否则他们没有理由马上出手抓他们。不，这方面的安全很好，不存在问题。尽管美国政府有这个技术能力，破译布赖特林的被认为是安全的电话，但即使窃听，它也需要首先持有法院的命令才行，而取得法院的命令又需要证据，那个证据的本身就将足以把他们几个人关进死囚的铁笼里。包括我在内，波波夫提醒自己。
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个俄国人的内心在发问。他刚刚理出了一点头绪，但已足够使他意识到事情的非同小可了。不管他的雇主在干什么，它比大规模谋杀还要大。那到底可能是什么呢？最令人担心的是，波波夫之所以接下这个任务，是寄希望于——一个已经实现的希望，毫无疑问——从这件事上赚到大笔的钱。在他的伯尔尼的账户上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钱。足够他荣归祖国俄罗斯，在那里真正过上非常优裕的生活了……但对于他真正想要得到的，它还嫌不够。多么奇怪的发现，“一百万”——那个描述一个神奇数字的神奇单词——一旦你拥有了……就成了毫无神奇魅力的东西了。它不过是一个数字，要买你想要的东西，你就得在上面做减法。一百万美元不足以在他购买他想要的房子，他想要的汽车，他想要的美食之后，仍留下足够多的余额，维持他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方式在他的余生中保持不变——或许，除非在俄罗斯，不幸的是，他不想生活在那里。去访问走走，可以，留下定居，不行。所以说，德米特里也陷进去了。
陷进什么去了，他不知道。所以他在这里，与一个像他一样为了寻求事情的答案正在苦思冥想的人隔着一张书桌相向而坐，但是答案何在，两个人一样都还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另一个不知道——但另一个却知道如何使事情发生，而他的雇主不知道。这是一个有意思又不失高雅的绝境。
所以，他们就这样在那里坐着，互相对视，足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与其说是不知道说什么，还不如说不愿意冒险说出他们需要说出什么。最终，布赖特林打破了沉默。
“不过，我真的需要仔细思考这个情况。给我一天左右的时间思考吧？”
“当然可以。”波波夫说完就站起身，与布赖特林握过手后走出他的办公室。在他成年以后，他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参加那种最有趣和最有魅力的游戏，现在他意识到，他已经加入到一场新的游戏之中了，游戏的规则也是新的。他已经占有了大量的金钱——但这个金额却被他的雇主视为一个毫不足道的区区小数。他卷进了一个行动之中，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大规模谋杀。然而，它对他也不完全是新的，波波夫经过沉思后意识到。他曾经服务于一个国家，它被最终战胜它的敌人称为“罪恶帝国”，与大规模谋杀在规模上相比，那个冷战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布赖特林终究并非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不管他的财产可能有多么庞大，与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那些财富相比，它们总还只是九牛一毛。所以，他的大问号依然没有解开——这个人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为什么需要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的服务来实现这个目的？
亨里克森搭乘的是澳洲航空公司飞洛杉矶的航班。他在他的头等舱座位里还得坐上大半天，他有很多的时间来考虑他已经知道的情况。
为奥林匹克运动会设计的方案基本上已有十拿九稳的成功把握了。喷雾系统已经安装调试就绪，用于他们的“工程”，它简直堪称完美无缺。他还将派他的一个人来检查这个系统，这样他就可以在最后一天将他自己送到最合适的位置，把释放病毒的那个部件安装上去。事情就是那样的简单。他手上已握有能使这一切得以实现而所需的咨询合同。但是，现在这群“彩虹”人也将奔赴澳大利亚。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带来多大的打扰？该死，在这个问题上，情况还一点都说不清。在最坏的情况下，因为一点小事而搅黄全局的可能是存在的。那种事情发生得太经常了。还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他就对此深有体会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抢劫，就可能因为一支随机巡查的警察巡逻队、一个步行的人或者一辆不经意通过的无线电通信警车的出现而彻底泡汤。或者在刑事调查的阶段，随便一个过路人的出乎意外的好记性、一个目标跟朋友随便说的一句话，一旦到了一个恰当的调查者手中，它们都可能成为炸开案件的缺口的导火索。轰隆，原来就那么简单——它已经千百万次地反复出现过了。而机缘总是跑到对方的那一边去的，不是吗？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知道他必须把出现这种随机的偶然事件的机会消灭殆尽。他本来离它已是如此之近了。这次行动的概念设计绝顶聪明——从一开始起，它就主要出自他的脑袋；约翰·布赖特林只是提供了资金而已。激活恐怖主义分子，使他们在欧洲活动起来的策略已达其目的，已经激起了国际社会对其威胁的重视，已使他和他的公司得到了监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安全的合同。但是，然后这个该死的“彩虹”部队就出现了，并处理了三次重大事件——是哪一个混蛋煽动的这第三次？他不禁问起自己来——还处理得如此圆满，现在连澳洲人也要请他们去看一下了。如果他们去了的话，他们就会待在那里，一直看下去，如果事情走到了那个地步，他们就有可能在那里一直留到奥运会结束。这样，假如他们想到化学武器上去了，那么他们也许就有可能为澳洲人发现那个完美无缺的化学武器释放系统了，这时——
许许多多的“假如”，亨里克森心里在想。许许多多的“假如”。要使“工程”受挫，必须要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出错。想到那里他有了宽慰之感。也许，他可以见见“彩虹”的人，把他们引开，不要构成威胁。毕竟，他还养着一个化学武器专家，而他们或许没有，这就使他占有了优势，不是吗？只要稍微用点小聪明，他的人就可以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做手脚，甚至不被看到就能把手脚做好了。那就是之所以要计划在先的理由，不是吗？
不要紧张，他告诉自己，正好空姐在这时走过来送饮料，他又要了一杯葡萄酒。不要紧张。但是，不行，他做不到。他有太多的作为案件调查者的经验了，哪怕只是随机干扰的偶然可能，他都不可能贸然加以接受而不考虑可能的后果。假如他的人被阻，甚至是为偶然的事件所阻，整个工程因此可能被揭穿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那就将不仅仅意味着失败。在最好的情况下，那也将意味着终身监禁，而这并非是他所准备接受的结果。不，他献身于“工程”忠心不贰的理由不止一个。首先，拯救这个世界是他的任务——其次，他希望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他参与拯救下来的这个世界。
所以，任何类型和任何大小的风险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必须拿出办法来把它们消灭光。那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叫波波夫的俄国人。他心中不禁在想，不知道那个老探子的这次英国之行有了什么发现。有了正确的情报，他就可以设计出计划，直接对付那群“彩虹”人了。那样不是很有趣吗？他靠在椅背上坐得更舒服些，并选择了一部电影假装在观看，用以给他正在进行的紧张的脑力工作披上一层伪装。是的，十分钟以后他做出了决定。有了合适的人，有了合适的资产，它能够成功。
波波夫正在曼哈顿南端一家外观并不体面的餐馆吃晚餐。据说，那里的菜还是不错的，但是它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看上去就像是老鼠在晚间为它清扫过地板。但是，这里的伏特加却是一流的，与往常一样，几杯酒下肚有助于他放松身心，独自神思遐想。
对于布赖特林其人，他已了解了多少？喔，此人乃是一个科学天才，另外做生意的手段也颇有一套。好多年前，他娶了一个也是很聪明的人为妻子，现在她是总统的科学顾问，但是他们的婚姻已经不幸地结束了，所以他的雇主现在频频更换女友，成为美国最热门的钻石王老五之一（有财务报表为证），他的照片频频出现在报纸的社交版上，这一定使他的前妻感到有些不舒服。
他在那些被准许进入高层机密圈子的人中间有着很好的关系。这个“彩虹”小组显然是个“黑户口”，但是，他却在一天之内就搞到了它的名字和它的指挥官的名字。仅仅一天的工夫，波波夫提醒自己。那已经不仅仅是令人印象深刻了，简直就是骇人听闻了。他到底是怎么才办到的呢？
而他已卷进一个其含义甚至比大规模谋杀还要严重的行动之中了。这时，他的思索再次搁浅，陷入迷茫。就好像好端端地走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却不料一头撞在一堵严严实实的墙上。一个商人可能会做些什么，比大规模谋杀还要严重？比失去他的自由，甚至掉脑袋，都严重的危险？如果它比大规模谋杀都更严重，是不是这个计划考虑的是更大规模的谋杀？但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或许，为了发动一场战争，可是他并非国家元首，因此，也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那么，布赖特林是间谍，专门向一个外国政府提供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的重要情报？但他又图的什么回报呢？世界上的任何人，不管是不是政府，怎么有可能去贿赂一个亿万富翁？不，钱财不可能是因素。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是因素呢？
有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道出了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的理由——MICE——它由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Money（金钱）、Ideology（思想意识）、Conscience（良心）和Ego（自负）。金钱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布赖特林已经有太多的钱了。思想意识始终是当卖国贼或间谍的最主要的动机——与肮脏的金钱利益相比，人们更加愿意为了他们坚定持有的信念去冒生命的危险——但布赖特林这个人有着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波波夫不知道。接下去的理由就是良心了。他有什么冤屈需要纠正，以致良心难平？几乎不可能有，不是吗？那就只剩下自负了。不错，布赖特林极其自负。但是，自负是以向某个冤枉他的更加强大的个人或机构报复为动机的。谁又存在这种可能性，能够伤害亿万富翁约翰·布赖特林，以至于他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尚不足以抚慰他的伤口？波波夫向侍者招招手，又要了一杯伏特加。今天他将搭出租车回家了。
不，金钱不是理由。自负也一样。那就只留下思想意识和良心了。有什么样的信念或有什么样的冤屈可使人产生大规模杀人的动机？在前者的情况下，布赖特林并非一个宗教狂人。在后者的情况下，布赖特林对他的国家并无任何公开的不满。所以说，在金钱和自负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排除的情况下，思想意识和良心也几乎同样不可能是理由，波波夫之所以没有排除它们只是因为——因为什么？他问自己。因为他只有四种可能的动机，除非布赖特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但他又不是疯子，对吗？
不，波波夫告诉自己。他的雇主心智上没有任何的不平衡，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他对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他自己的大相径庭——不过，他有那么多的金钱，所以在世界观上有这么一点差别也是可以理解的；仅仅是问题的看法而已，在他眼里，一百万美元就像是他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眼里的口袋中的零钱而已。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类似于某个国家元首的疯子，一个新的萨达姆·侯赛因，或阿道夫·希特勒——但是，不，他不是国家元首，也没有当那个元首的欲望，而只有那些人才可能有那种形式的疯狂。
在他为克格勃效劳的生涯中，波波夫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在与世界级的敌手角逐周旋中，他有着优异的表现，没有一次失手成为阶下囚，也从来没有一次出师未捷，空手回家。因此，他自认是属于聪明人这一类里的。正因为如此，眼前的思维死结让他倍感挫折。在伯尔尼的一家银行里，他已有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存款。到时候，他还有望得到更多的进账。他已经策动了两次恐怖主义的活动，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标——达到了吗？他的雇主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两次都发生了令人沮丧的技术失误。但是，现在他知道的却愈加少了，德米特里·阿尔卡季耶维奇告诉自己。他探究得愈深，知道得愈少。他知道得愈少，就愈不高兴。他已经不止一次问他的雇主雇他进行这些活动的理由，但是，布赖特林一点没有松口。它一定是一件惊天的大事……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在做孕妇的产前呼吸操。丁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也被说服，心悦诚服地相信这种操是必要的。帕齐虽然身材修长，但她并不是像她丈夫那样，为了领导他的第二分队而不得不成为运动员，所以她必须练习如何运气，以便于婴儿的顺利分娩，而熟能生巧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所以只有多练。因此他们夫妻俩现在坐在家中的地板上，两人都伸展开双腿，累得呼哧呼哧直喘大气，就好像童话故事中两只想要推倒小猪的家的大灰狼，多明戈唯有拼命忍住不笑。
“深呼吸，气吐净，”多明戈说，在想象中，她太太的宫缩时间已经到了。然后，他伸手抓住她的一只手，俯身去亲吻它。“我们做得怎样，帕齐？”
“我已经准备好了，丁。我就等着生了，生了也就过去了。”
“担心吗？”
“怎么说呢，”帕齐·克拉克·查韦斯医生回答。“我知道总归会有点儿痛的，我情愿痛一痛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丁点头说。期待不愉快事情的到来通常比它的实际到来更加令人煎熬难耐，至少在肉体痛苦方面如此。他已经从经验中学到了那种体会，但她还没有。也许那也是为什么生第二胎几乎总比生头胎容易的道理。你已经知道要经历什么磨难了，已经知道尽管很不舒服，但你还是能挺过去的，并最终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一个小宝贝。对于多明戈来说，那才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当爸爸！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开始人生所有冒险之中的最大的冒险，养育一个新的生命，竭尽全力，却又难免不犯错误，但通过向所有的错误学习，你最终会向社会交出一个新的、负责任的公民来继承你的事业。他坚信，那就是做一个男人的意义所在。哦，毫无疑问，握紧钢枪，恪尽职守也是重要的，因为现在他是一个社会的守护者，正义的伸张者，无辜人民的保护者，文明本身赖以实现的治安力量之一。但是，这是他的一次机会，亲身实践文明的真正本意，用正确的方式养育孩子，教育和指导他们做“正确的事”，即使是在凌晨三点和半睡眠的时候。也许这个孩子将成为像他一样的情报工作者和战士，或者也许甚至更理想一些，成为一个医生，就像帕齐一样，成为服务他人的社会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那些事情只有在他和帕齐做好他们的工作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对任何人来说，那种责任都是他所能承担的最大的责任。多明戈充满期待，跃跃欲试，急切盼望把他的孩子拥在怀里，亲吻他、搂抱他，为他换尿布擦屁股。婴儿的小床他已经安装好了，育婴房的墙壁他已经用粉红色和蓝色的兔宝宝装饰一新，他还买了许多玩具准备用来逗弄即将诞生的小东西。尽管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他正常的生活格格不入，但不仅他，而且还有“彩虹”部队的其他战士，他们都还有他们的另外的一面，因为他们所有人一样也都有孩子，对于他们来说，上帝与他们所签的契约是完全一致的。拿埃迪·普赖斯来说，他有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性格有点儿叛逆，并且绝对地固执任性——或许就跟他父亲曾经一样——但同时也足够聪明，向一切发出疑问，要寻找自己的答案，等到时机成熟，他终将找到这些答案，就像他父亲一样。这个孩子浑身上下都烙上了“战士”的痕迹，丁的心中在想……但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会首先进学校成为一名军官，就像普赖斯本该做的和如果他在美国的话事实本已该发生的那样。不过在英国这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制度，所以他成了一名极其出色的军士长，丁的最信得过的下属，始终准备着，帮助他出谋划策，然后完美无缺地执行他的命令。是呀，可以期待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丁心中在想，他的手仍然握着帕齐的一只手。
“害怕了吧？”
“不是害怕，是有一点紧张，”帕齐承认。
“亲爱的，要是生孩子是那么困难的话，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
“大男人说的话，”帕特里夏·查韦斯医生说。“你们嘴上说说容易。反正你们自己不必生。”
“我会在那里帮你的。”她的丈夫保证说。
“你最好说话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