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迷路飞进来的。”
站在角落的由香里担心地对我说。
顺着由香里的视线看过去，有一只纹黄蝶，就像在陵园里看到的那只。母亲伸出双手，追着那只蝴蝶在房间里徘徊。蝴蝶像是要躲母亲似的，在天花板的角落飞舞着。
“从陵园一路跟过来的吧……”
母亲的眼神有些哀伤，但又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让人觉得她正在看着我们看不到的什么。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不自在的时间，走向檐廊，打开了面向庭院的窗子。
“不要开，说不定是纯平。”
母亲用尖锐的口吻说。
“喂……妈……”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纯平……”
母亲边这么呢喃，边又开始追逐蝴蝶。我被她认真的模样所迫，不得不关上开了一半的窗子。换上睡衣的淳史从浴室出来，站在走廊看着母亲那模样。父亲察觉到骚动，也从诊室出来了。
看到母亲失魂落魄的样子，父亲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生气了。
“快把它赶出去。”
父亲对着我挥动他手中的报纸。我做不了主，只能伫立在窗前。母亲追逐着蝴蝶，经过我的眼前。
“别闹了，丢人现眼。”父亲站在走廊冷冷地说。
“妈，冷静点……”
我这么唤她，她嘴里说着“可是……”，眼神紧追着蝴蝶不放。在房间角落飞舞的蝴蝶，轻轻划过母亲伸出来的指尖，改变轨道，从起居室的日光灯下飞过。那一瞬间，蝴蝶的翅膀亮起鲜艳的黄色光芒。然后蝴蝶摇摇晃晃地飞过茶几上方，停在佛龛前大哥遗照的相框上面，收起翅膀休息。我像是目睹奇迹似的，一股说不上来的奇妙感情涌上心头。
“你看……果然是纯平。”
母亲小声地说。虽只有一瞬间，但我相信现场的五个人，都被和母亲相同的感情所包围。
“怎么可能……”
父亲虽这么说，但这句话还没说完，他已无力地没了声响。
“纯平……”
母亲如此呼唤着，一步步靠近佛龛。我和父亲也接近了蝴蝶，不是为了阻止母亲，而是想看得更清楚。蝴蝶像是调整呼吸似的微微摇摆着翅膀。我慢慢将右手伸向蝴蝶。
“轻一点……轻……”
父亲担心地说。我用手指从两侧捏住它的翅膀，它也没有骚动。只是，当我想要捏起它的时候，它像是要抵抗我似的，用它细细的脚，紧紧抓着相框边缘不放，那力道比我想象的还大。我轻轻地以不会伤害它的力道扳开它的脚，让围在我周围的父母看清楚。
“只是蝴蝶啦，普通的蝴蝶……”
但母亲似乎还是不愿相信，紧盯着我的手。
“对啊，只是普通的蝴蝶。”
同样定在那里的父亲，也因为我的话而回过神，离开我们走向厨房。淳史接近我们，小心地看着我手里的蝴蝶。
“我放它走了啊。”
在跟母亲确认过后，我走向檐廊，想要赶快结束今晚这件事。母亲和由香里、淳史从后面跟上来。我打开窗户，将蝴蝶放回庭院。它一开始像在房间里那样徘徊着，后来消失在黑暗之中。
“奶奶的七周年忌日时，也是有蝴蝶在晚上的时候飞进来。”
母亲闭上眼，将手放在额头上自言自语着，那模样像随时要昏倒似的疲惫无神。
“妈，你去洗个澡吧。”
我特意开朗地说。
慢慢睁开眼的母亲终于正脸看向我。
“嗯……也好呢。”
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向隔壁和室。房间里面摆满了摊开来的和服，应该是刚才和由香里两个人在讨论着要送她哪一件。母亲摊坐在榻榻米上，将和服拉到自己膝前折叠起来。
这时，玄关的电话铃声大响。父亲坐在厨房椅子上没有动静，我只好无奈地去接电话。电话是对面冈先生家的儿子打来的，说他母亲的状况不好。今年八十岁的房阿姨和父亲是旧识了，她只要身体不好就一定会来找父亲商量。虽然父亲停止看诊已经三年了，但她说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看才放心。
“隔壁阿姨说她不舒服。”
我用手遮住话筒，向厨房内的父亲说。一瞬间的沉寂后，父亲将报纸放在桌上，走过走廊。
“转接过来。”
父亲经过我的时候指了一下诊室。他踩得地板吱呀作响，走了进去。
“又是心脏吗？应该服了强心剂才对啊……”
我听见他喃喃自语的声音回荡在无人的玄关。
我按了内线转接，放下话筒。母亲终于拿着换洗衣物走向浴室了。淳史还站在檐廊找着看不到的蝴蝶。由香里忧心地看向我。我笑了一下，表示没事。
我走到候诊室附近看看情况怎样了，结果听到父亲的声音从诊室传来。
“那就叫救护车……不，我已经……我当然也想要帮忙……可是……”
透过门上的窗，我可以模煳地看见父亲的影子。
“对不起，我帮不上忙……”父亲最后这么说，然后安静地放下话筒。
“叮”的一声一直传到候诊室来。
父亲站着，丝毫没有动作。我也不敢动弹，只能伫立在候诊室门口。
救护车一停在家门对面，附近马上围起了人墙。过了一会儿，房阿姨躺在担架上从玄关被抬了出来。原本站在远处，双手交叉在胸前观看的父亲走到救护车附近，很忧心地看着她的脸。可能是呼吸困难，她戴着氧气罩，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脉搏呢？现在多少？”
父亲问救护队员。
“不好意思，很危险，请离远一点。”
救护队员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父亲的声音，不带情绪地说道。那年轻人可能没有发现父亲是医生，而父亲被当作看热闹的民众，也失去了冷静。
“不、不是这样的，我是……那里的……”
对着忙碌的救护队员，父亲指了指自己身后的家。但一切仍在继续进行，父亲的行为丝毫没有对事态造成影响。队员打开救护车后门，将担架滑进车内。我站在玄关，静静地看着站在救护车旁不知所措的父亲的背影。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心酸的父亲。
救护车没有鸣笛便开走了，父亲被留在一旁。他站在马路上，有些不舍地目送着救护车。又少了一个叫父亲“老师”的人了……我也变得有点感伤。围观群众三三两两地散去。可能是已经过了住宅区，过了一阵子救护车拉响了警笛。
“啊，该睡了……”
发现只有自己被遗留下来的父亲，像是对自己说似的，走回我所在的玄关这边。我很想跟他说些什么，主动靠近他一步。察觉到这件事的父亲看了我一眼，像是拒绝怜悯似的撇开视线笑了一下。
“不要穿着这种睡衣乱跑，丢人现眼……”
唠叨了我一句后，父亲就匆匆进门了。警笛还在远方响着，我感觉到拖鞋里的脚底板冰凉冰凉的。
进了家门，我走向浴室，打开洗手间的门站在镜子前。我在那里假装刷牙，看看里面怎样了。浴室里安安静静的。我正想问“妈，你还好吧”的时候，母亲先发出了声音。
“明明说要修瓷砖的……结果吃饱睡足就回家了，那个信夫……”
母亲好像是扭开水龙头在洗假牙。
“那个人每次都这样……只有一张嘴……”
她恢复了平时的尖酸刻薄，这让我放心了许多。我隔着毛玻璃感觉着她的存在，然后用母亲帮我准备的牙刷刷牙。
这一天发生的这些连事件都称不上的小事，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感觉到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像以前一样。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即便我眼看着父母年华老去，我却什么都没有做。我只能不知所措地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而第二天，我甚至忘记了这些事件，仍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厌烦，然后马上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双亲会老，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会死，多半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没能与他们的衰老或死亡发生一点联系这件事，对我来说如鲠在喉。
母亲第一次倒下的一年后，发生了第二次脑出血。虽说痴呆症持续恶化，但也曾一度恢复到可以坐在病床上用嘴进食，甚至医院方面还提到差不多可以开始复健了。母亲常对帮她擦脸的看护故意说些“很痛的”“你技术好差啊”之类的刻薄话逗大家笑，所以她在医院里颇得人缘。也正因如此，当我接到通知时就更加震惊。“决定了吗？若这样下去，大概只能撑四五天吧，要动手术吗？”被主治大夫这么问，我毫不犹豫地低下头说“麻烦您了”。我现在还不能让母亲死。要让她看到有出息一点的我，我想。“那么……我无法保证手术后令堂的脑功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我会尽力的。”主治大夫对我露出微笑。
手术成功了。虽然已经无法开口，眼睛也看不到，但在耳边跟她讲话，她还是会点点头或摇摇头。再接下来的半年，我每天就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一步步接近死亡。从刚开始的急救医院转到第二间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被看作一个人了。医生和看护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当然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母亲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去探病，却要看到母亲被当作东西看，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每天去探病。可能是为了弥补无视父亲托梦忠告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为了惩罚犯错的自己。
转院之后没过多久，母亲便无法靠自己呼吸了。她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奇迹了，这点就算我这个亲属也非常清楚。可是我还是没放弃。
“请装上人工呼吸器。”我说。
“要装吗？”
医生惊讶地看着我。
“我认为您已经充分努力过了……”
这次换我惊讶地看着医生。他露出嫌麻烦的表情。人工呼吸器一旦装上就无法轻易地拿下来。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想持续治疗需要那么多种药物的病患。因为对于一张病床，医院所能要求的医药补助是固定的。因此，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医院当然是希望多治疗比较省钱的病患。
“就像是银行的呆账一样。多医多亏损。”
一个熟识的医生如此告诉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请他们尊重家属的期望。过了没多久，我被护士长叫去。我坐在医护中心，和几乎没有说过话的五十几岁的护士长对谈。她劝导着坚持要求加装人工呼吸器的我。
“我相信令堂也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延长寿命的。”
她试着说服我。
“我认为这完全是家属的自私。”
被这么一说，我有股冲动想要狠狠揍眼前的这个女人一拳。你懂什么？我握着拳头在心里大喊。你可以马上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吗？你从来没有在我母亲耳边跟她说过话，你凭什么断言她不想延长寿命？前一天，我才在母亲耳边问她：“还可以撑下去吗？”她清楚地点了两三次头。我问她：“会不会痛？”嗯她也清楚地点了头。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也根本没有试着去知道不是吗？我很想这么说。
“拜托您了。”
结果我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深深低下了头。因为我害怕母亲受到比现在更冷淡、更不像人的待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否定她说的“自私”这个词。还不想让母亲死去这个想法，确实除了我的自私之外什么都不是。
母亲被我那样的自私拖着，又多活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间，由香里生了小孩，是个女孩。母亲恐怕已经无法认知我成为父亲这件事了吧。当然，她的身体状态也早已不允许抱小孩了。所以，那三个月对母亲来说，或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也许就像医生和护士长说的，我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而已。
最近我常想的是：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会怎样？身为医生的父亲会如何判断？身为丈夫会有何种感情？然后，如果大哥还活着的话会怎样？他会不会责怪我做的判断？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问自己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可能是结束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想要一个人独处吧。我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已经坐不太下的旋转椅吱呀作响。书桌上依旧摆着下午被我揉成球丢在那里的那篇作文。我拿起来摊开看，可能从姐姐手上抢回来的时候太过用力，左上角破了一点，还有红色的类似西瓜汁的渍。作文上画着图，那是穿着白袍、提着公文包的父亲和大哥，还有挂着听诊器、张着嘴大笑的小学生时的我。笑到看得见喉头的我，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拉开抽屉找着，然后在老旧的自动笔和钥匙圈后面找到了透明胶带。看起来还可以用。我把作文翻到背面，将撕破的地方细心地用胶带贴起来。这就是我这一天唯一做的一件修复作业。在那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安静地下楼。从玄关旁姐姐的房间传来由香里和淳史嬉闹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幸福。我没有马上走向那里，而是走进了关着灯的厨房。走廊尽头的那间和室里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可能父母都睡了吧。我从餐橱拿出杯子倒了水喝。厨房桌上那朵粉红色的百日红在黑暗中显得很亮眼。
很久以前，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大哥、姐姐曾一起去探过险。我们确认了附近公园和学校的位置，偷看人家的狗屋，探险似乎永无止境。中学的后方有一间大房子，房子的大门旁有一棵百日红的树枝长到外面来，花朵一直垂到路边。
“这是爸爸在庭院种的那种树。”大哥说。
“明年会开花吗？”姐姐问。
“笨蛋，哪会长那么快啊？”
大哥说：“到开花至少要十年。”他摸了摸花，闻了闻味道。姐姐也踮起脚尖，用指尖触碰花朵。我也踮起脚，伸出手，但完全触碰不到。
“喏。”
大哥为我拉下树枝。
“不用。”
我觉得被当成了小孩子，于是断然拒绝他。
我助跑，用力跳起，确确实实感觉到触碰到了花朵，然后落地。我这才发现一枝百日红的花叶握在我手里。
“不关我的事啊。”
“会被骂的。”
大哥和姐姐说完便逃跑了。我也怕会有人从房子里跑出来骂，所以拼命追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到家的时候周围已经暗了。
“把它丢了啊。”
虽然大哥在玄关这样说，但我摇摇头拒绝了。一方面我是顾忌着乱丢证据万一被发现就完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那百日红的花太过鲜艳、漂亮，我舍不得丢。我忐忑不安地把握在手里的粉红色百日红送给了厨房里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