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光肤色洁白光滑，明亮的眼睛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诱惑力。
他只有二十八岁，外表看来也很健康，然而却有着心病。
孩提时代他就惹人喜爱，这一点他是知道的。
直到如今，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引人注目，可以说是有人缘吧。
过去张绍光家中还是有些资产的，先后供他到英国、日本等国家留学。他归国后，家道中落，父亲又卧病在床。
张家之所以败落，是由于父亲性格顽固乖僻所至。
每当想到父亲，张绍光首先浮现在头脑里的就是“顽固”二字。其实所谓顽固，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他想：“父亲顽固，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意念，不阿谀奉承……”
实际上，这正是他的美德。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无法和本地官员搞好关系，还被扣上“诽谤当今圣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当时，张绍光的母亲担心正在留学的儿子会为此担忧，影响学业，未将此事告诉张绍光。
为了营救丈夫，张绍光的母亲花了大量金钱。张家的经济日益拮据，很多田地也随之转入他人之手。
在狱中，张绍光的父亲受尽折磨。回家后，患重病卧床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的张绍光，怀看对未来的憧憬回到了祖国。不料，刚刚踏入故土就受到极大的刺激，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这就是他的心病。
然而，他丝毫未露声色。
埋葬亡父之后，为了抚养母亲和妹妹，他来到了北京。
他在国外专攻法律，可是在清朝，法律是最不受重视也最无用的。由于清廷中人的肆意妄为，地方军阀借助武力横行霸道、贪污受贿……他们凭借这些手段经管一切事务，在这样的国家里，近代法律便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当别人问他在国外学的是哪一类学科时，他回答道：
“我是专学侦探术的。”
张绍光不是口才出众的社交家，不过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侃侃而谈。但平素多半是缄口寡言的。
他讨人喜欢，倒不是因为他会奉承人，而是由于他的沉默寡言。
在国外学的法律，归国后既然无用武之地，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性格另谋出路。
通过关系，他拜访了一些有权势的人。然而，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接见他，只不过是看在介绍人的情面上而已。但在交谈的过程中，对他逐渐产生了好感。于是，便对他说：“有事你就来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到后来，简直把他当作亲人了。
为了找工作，张绍光到处拜访，实在厌烦，可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
一段时何后，他改变了做法。在拜访的要人中，他进行了选择。当他被人引见给振贝子之后，便暗自下决心说：
“好！我一定盯住他不放。”
正在行时走运的庆亲王的贵公子——振贝子是个聪明人，对待下属也还过得去。张绍光心想，在目前的状况下，依靠他还可以勉强混下去。
当然，他并非没有苦恼，因为这位贵公子是个出名的讨厌汉人的人。然而，张绍光认为振贝子的大满族主义只不过是偏见罢了。
不论清廷如何遗憾，在满族里面确实难以找到才华出众的人物。从人口比例来说，在全国人口中满族是少数。他们统治了中国长达二百数十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满族人一直受朝廷的优待。他们无须工作便可得到俸禄，过着优裕的生活。这样一来，即便是能够被培养成萌芽，也会枯萎。
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艰苦的环境里，反而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此外，满族中世袭的骑兵将校，不会骑马已不算稀罕的事了。在满族的高级将校中，只在每年一度的“秋季大检阅”的阅兵式上穿穿军服的，也不乏其人。
这时，满族和汉族的区别业已形成。清朝最盛期乾隆皇帝当政时，曾屡发圣旨告戒满牌子弟应做到下列事项：
△不许模仿汉族人着衣方式。
△勤奋学习满文不得怠惰。
据说颁布上述圣谕，是满族子弟已讨厌本民族的那种半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庸俗不雅的衣着，而喜爱穿汉族的优雅宽敞的服装；另一种原因是，能说满语者也愈来愈少了。
事实上，满族已被汉族同化了。朝廷制止上述现象的发展，不过是满族至上主义的观念所致。
振贝子讨厌汉人，然而，张绍光是一个才华出众颇有魄力的汉族人。在振贝子的心目中也就不觉得这个汉人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了。
振贝子曾想让张绍光作自己的幕僚，但被他谢绝了。他说：
“我感到现在这样比较自由，也有利于我多学习一些知识。”
振贝子听了张绍光的话，更加赏识他了。
“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是汉族人中少有的杰出人物。”
在父亲庆亲王面前振贝子对张绍光大加褒奖。
张绍光并不重视升官发财。他很敏感。他感到时代正在变，认为不必急于到达官豪吏身边去任职。
张绍光开玩笑地说自己在国外学的是“侦探术”，振贝子信以为真，还向主管巡警的官吏们介绍，说张绍光是搜查犯罪分子的权威人士。甚至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难案件，可求助于张先生。”
张绍光不想急于做官，但振贝子对他倍加赏识，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便经常向巡警们介绍一些外国的搜查破案的事例。
其实介绍这些案例，张绍光并没有动什么脑筋，他只不过是将外国的案例翻译过来加以介绍而已，但却使这些官吏们钦佩不已。
文保泰案件发生后，被称为侦察专家的张绍光，理所当然地被请去协助办案，并被带到现场侦察。这件怪案，确实像振贝子所讲的，“一般巡警是难以胜任的”。
案件发生后，振贝子曾向张绍光说，一些身居要职的大官们对这件案子颇为关心，希望张绍光将现场调查的情况向这些要人们作一番介绍。
这样，张绍光便被带到烧酒胡同来了。
进门之后，他被带进一间宽敞的屋子，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他立即感到这一家不同寻常……
振贝子让他在此等候，并将今晚参加秘密会议的要人的名单告诉了他。
庆亲王
振贝子
外务部尚书那桐
直隶总督袁世凯
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
陶大均
一共六名。
“你看，这些都是当今清廷中的显赫人物吧！”
振贝子得意洋洋地讲。他也是这些成员中的一个，因此心情很愉快。
事先张绍光只知道要他介绍一下调查文保泰案件的经过，至于向什么人汇报，他一无所知。
张绍光心想：“振贝子让自己在此等待，可能是这六名要员要进行密谈，然后再听取自己的汇报吧。”
“到底这六个人要谈些什么呢？”
张绍光自称在国外专攻侦探术，本来是想以此解嘲。可是，在和巡警官吏们结交的过程中，他发现彼等确属无能之辈。久而久之，在他的自我感觉中，逐渐形成了“难道我不是一个真正有侦探才能的人吗？”的概念。
实际上，在他的协助下，的确破获了两、三宗案子。他的自信决非毫无根据。
他的思路又回到现实中。他抱着胳膊想：“这个地方也真可疑。开会的人也很奇怪……”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这六个大人物开会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要把他叫来。
他已了解到悠悠馆杀人案件涉及到丢失二十五万元的事。在调查文保泰被杀之前，两个在现场的日本人和侍女芳兰，曾将秘密告诉了张绍光，并一再叮嘱张绍光，不要将此事告诉巡捕营。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推断，授受二十五万元的事，是在暗中进行的。
张绍光想：“芳兰为什么要把瞒着巡警的事泄露给我呢？”
“也许自己曾在日本留过学，还用日语和那须启吾、土井策太郎二人交谈，她以为我与他们很密切吧。”
“不过，更主要的还是……”
“也许在庆亲王的王府里曾和芳兰见过面，芳兰认为我是庆亲王这条线上的人物，将秘密告诉我了。”
“那两个日本人肯定是听了芳兰的介绍以后才相信我的。”
“根据上述各种线索分析，二十五万元与庆亲王有关……”
经过初步推断，张绍光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今晚六个大人物秘密开会，证明丢失的钱不仅与庆亲王有关，同时也涉及到这个小集团的利益。
本来准备让大家平分的钱，居然不翼而飞。
因之，必须向有关人员说明原委。
若只说钱忽然丢失了，谁也不会答应，决不轻易放过。
到底钱是怎么丢失的呢？今天找张绍光来，大概就是为了让他来说明二十五万元被窃的来龙去脉。
假定没有任何重要关系，这些堂堂要人为什么对民间人士之被杀，如此感兴趣，而想了解其真相呢？
袁世凯等人，背叛了维新派，居然将谭嗣同、林旭等前途有为的人置于死地。其他一些人也和袁一样，他们不会为一个人的死活奔走的。平素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人对搜查犯罪分子的事特别感兴趣。
既然庆亲王父子及其秘书陶大均都是一条线上的，估计那桐也是同一条线上的人物吧。
袁世凯及其幕僚唐绍仪则属另一派系。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唐绍仪，虽说是幕僚，然而却担当着外交任务。
“如此看来，这二十五万元也涉及到外交问题了。”
张绍光首先从出席今晚秘密会议的要人去分析，不断地向事情的广度和深度推论。
掌握了线索，就能大体上知道这笔钱的性质了。暗中授受的钱财，除了用来作为贿赂的经费以外，不会用于其它方面的吧。
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推断日本和俄国双方都在用金钱来收买清政府的要人。这笔钱来自日本，俄国这条线索可暂时取消。
看来，在这笔款项背后，隐藏着日本破坏清朝廷和俄国达成协定的意图。
目前，强烈主张重新缔结中俄撤兵条约的是袁世凯。
日本收买的对象当然是外务部要人庆亲王、那桐和主张重新签订中俄撤兵协定的袁世凯等两大派系的人。
“看来，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张绍光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用来摊分的巨款突然丢失了，他们一伙人自然要查明真实情况。
可是，负责联系和接受这笔钱财的文保泰已经死了。
案件发生后立即到现场侦察的是张绍光，当然要找他来介绍情况了。
这时，来叫张绍光去汇报情况的是陶大均，而不是振贝子。
迄今为止在这六人之中，张绍光尚未见过面的是袁世凯和唐绍仪。
袁世凯身材矮小，额部突出，眼神令人感到有些呆滞，根本不像个大人物。
“听说，对这个人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看来，他是为了不使别人对他有所戒备，才故意装成傻里傻气的吧？！”
张绍光一边看着他，一边思考着。
“文保泰死后，你和巡捕营的官员们一块儿到过现场。希望你把当时的情况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
振贝子说。
这位贵公子的头衔是新设的“商部”尚书，是个年青的阁僚。
张绍光站在坐在朱漆椅子上的六个人面前，连个座位也没有。
“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对待我。”
他内心气愤不平。
“从哪儿说起好呢？”
张绍光问道。他模仿袁世凯的样子。心想，最好也让你们这些人觉得我是个傻里傻气的人。
“把你看到的全都说出来。”
振贝子说。
“是吗？……那么，从哪儿说起好呢？……”
张绍光做出仔细思考的样子。
这时，那桐感到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舒坦，便摇了摇他那肥胖的身躯，插话道：
“介绍情况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件事……在同一住宅里发生了也许和文保泰之死有失的案件，你知道吗？”
“如果您说的是文家一个姓刘的男佣人被杀的事，我是听说了的。据说他是在文宅院子的犄角里被人打死的。”
张绍光回答说。
那桐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试试对方到底对该事件了解到什么程度。张绍光何答后，那桐像是放心了似的深深地点了点
头。
那桐尚未出人头地时，他的眼睛细得像一条线。现在呢，他身居高官要职，面部肥胀得使那对眼睛显得更加细小了。
他非常讲究饮食，吃得很多，看来，还有继续发胖的趋势。
根据同时代人的文字记载：
——那桐善食，非佳肴不可，每餐必备人参鱼翅、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金多达六、七百元。——
他的面部表情使人感到像刚刚饱餐了一顿美食。
只要张绍光的视线一接触到那桐，不知什么缘故，就好像听到了他馋得咽唾沫的声音似的。
张绍光扼要地介绍了案情的经过。
“我本来不信邪。可是这个案子却像魔鬼卡住我的脖梗似的，硬叫我相信魔鬼的存在。”
袁世凯边说边眨巴眼睛。
“文保泰不像是会自杀的人。可是，现在看来，除了认为他是因故突然自杀以外，无法有其它解释。”陶大均说。
“不！我想不能看作是因故突然自杀。”张绍光斩钉截铁地讲，“凶器八厘米长，将近一半戳在他身上，这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做到。假使他是因故突然自杀，疯狂般用力狠戳自己的肩膀，那么，他的手指一定沽满了血。可是，在被害者的两只手上却看不到任何血迹。据说他平素写字、工作，一向习惯用右手。可是，当时他的右手还拿着纸呢，而且是大扇料纸，大概准备按照石碑的大小裁纸呢。他旁边还放着一把剪子，要是自杀，与其用那种不足十厘米的奇妙的小刀刃，倒不如用剪子更合适。我觉得不能从因故突然自杀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有证据说明这个问题。凶器上有剧毒。我想，在凶器上涂毒药也要费时间的吧。”
“这么说，它就成了一桩人们脑子里无法解答的杀人案了。”
庆亲王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说。
“你的脑子不行了，要是我，是可以想到的。”
张绍光刚要把这话说出来，但还是咽回去了，只是略微点点头。
“但是，文保泰的死是确凿无疑的啊！”
那桐歪着脑袋说。
“说书的常常提到贼从天花板上悄悄溜进屋子里啊！”
振贝子说。
“悠悠馆是西式建筑。屋顶是用石棉瓦平铺的，有些倾斜，但斜度很小，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极其狭小，人不可能藏到里面去、屋顶上有一个镶着玻璃的天窗，但这个天窗和天花板里层之间，相隔也只有十几厘米，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不可能从天花板里溜进屋子里却。”
张绍光从容地回答说。
“武侠小说里不是常常提到秘密机关和洞穴什么的吗？……”
那桐自言自语地说道。真看不出来，他还是个爱看武侠小说的人。
“简易排水口的水管是直径三厘米的铅管，除了排水口以外，再没有任何洞眼了。”
“这和巡捕营的报告是一样的嘛。”庆亲王对袁世凯说，“看来，咱们似乎很难破这个案子了。”
这么看来，二十五万元丢得确实奇怪。目前大家就是想均分，也是难以办到的了。希望咱们还是暂时忍耐一下吧。
庆亲王的眼睛里流露出这样的情绪来。
袁世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说：
“唉！没法子。”
这次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袁世凯和他的外务部右侍郎、外交事务秘书唐绍仪的谅解。
“不能因为没法子就算了结吧。”
振贝子是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他不想半途而废。到目前为止，只要是他经办的事，全都能照他自己的意愿顺利地完成，他不愿被面前的困难所难倒。
现在摆在他眼前，确实是个“谜”。
不解开这个“谜”他决不罢休。
“张君！屋子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了吗？”
振贝子从椅子里探出身子问道。
“悠悠馆是文保泰取拓本的地方，既无书架又没有箱子、柜子，只有三张日本席子、顾客送来的石碑、紫植木桌和三张椅子。水池里有两个水桶，还有一个扔在墙角的大字纸篓。一般家庭都将这种字纸篓放在靠近柱子的地方。馆内有一根和墙壁紧贴在一块的石柱，它是用普通的石块砌起来的，突出墙面约五十厘米。”
“有一个水桶是空的，另外一个只装了半桶水。字纸篓是竹编的，里面只有一些碎纸、两支用旧了的秃毛笔，以及三个用过的已经散乱了的棉花球，……再也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东西了。”
张绍光愈谈愈显得郑重其事。
反应敏捷的人，大概都会感觉出他说的话里带揶揄的成分吧。
“时代变了。”
有着国外生活经历的张绍光，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没有一点怀疑的余地。
张绍光无法解答的是：时代的变化到底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影响。
像目前这样，从庆亲王父子那里白领薪水，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中，这样做说不定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自己从国外学到的新知识，在新时代里，肯定是极受欢迎的。
具体地讲，自己的生活将会怎么样呢？这一点尚不明确。
如果不管自己的前途。只考虑眼前的利害，又将如何呢？
应当怎么处理这个案件才会对自己最有利呢？
这是张绍光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很痛快、很顺利地说出文保泰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许会得到自己的主子庆亲王父子及一些显贵要员的信任。然而，这种做法是否能称得是上策呢？
张绍光反复进行思考，最后还是打消了采取积极态度的念头。
他愈想愈感到不愉快。
在这个案件背后，似乎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可是他不能就此罢休，他希望用自己的手，像小孩玩翻花线那样，将错综复杂的线抽出一两根来看看。当他被振贝子叫来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
他向这六位要员仅仅汇报了当时的情况。
北京的秋夜，寒气逼人。
张绍光缩着脖子弯着背，从烧酒胡同走向北小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