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藏在卧室里的那把“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
虫子悬荡的时间到了。白色房子的屋檐下悬荡着毛毛虫。车道上白色的鹅卵石。晚上你可以在街道的中央行走，并且可以听见女人在电话上聊天。暖和的天气催生出黑暗中的人声。她们在谈论青春期的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快。儿子们简直让人害怕：他们的食量，他们出现在门口的样子。这些日子里到处都是蠕动的虫子，它们伏在草里，贴在墙板上，悬在空中，从树和屋檐上挂下来，粘在纱窗上。女人们还给成长中的孩子的祖父母打长途电话。他们合听“特灵线”电话机—这些喜气洋洋、有固定收入、穿着手工织的毛衣的老人们。
商业广告结束时，他们有什么事吗？
某晚，我自己也收到了一个电话。接线员说：“有一位黛维妈妈要求与一位杰克·格拉迪尼通话，受话方付费。你接受吗？”
“你好，珍妮特。你要什么？”
“只是说一声你好。问你身体怎样。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过话了。”
“说过话？”
“大师想知道，今年夏天我们的儿子是不是要到嬉皮士村来。”
“我们的儿子？”
“你的，我的和他的。大师把他信徒的孩子都当作他的孩子。”
“上星期我送了一个女儿到墨西哥去。她回来以后，我才会谈论儿子的事。”
“大师说蒙大拿对这男孩有好处。他会长高长大。现在正是需要小心侍候他的年岁。”
“你为什么打电话来？说正经的。”
“只是来问候你，杰克。我们这儿互相问候。”
“他是不是一个长着雪白大胡子异想天开的印度教大师？看起来有点儿滑稽。”
“我们这儿都是一本正经的人。历史的周期只有四个时代。我们正好处于最后一个时代，没有什么去异想天开了。”
她优雅的小嗓音从一个空心球通过与地球同步的卫星轨道向我弹跳过来。
“如果今年夏天海因利希想去探望你，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让他骑骑马，钓钓鳟鱼。但是，我不希望他卷进某种个人的和紧张的事情，譬如宗教。这儿已经有人谈到绑架什么的。人们都烦躁易怒。”
“上一个时代是蒙昧时代。”
“好。现在告诉我，你要什么。”
“什么也不要。我什么都有：安宁的思想、明确的目的性、真正的友谊。我只想问候你。我向你致以问候，杰克。我想念你。我怀念你的声音。我只希望说一会儿话，在友好的回忆中度过片刻。”
我挂上了电话去散步。女人们待在她们亮着灯的家中，在电话上聊天。大师是否长着闪闪发亮的眼睛？他是否有能力回答男孩提出的、我答不上来的问题，对于我引起争吵和争论的事情提供十足的把握？蒙昧时代在什么意义上是终极性的？这是否指极度的毁灭—一夜之间如此彻底地吞没生存，以至于我再也不必为自己孤独的死亡犯愁？我倾听女人们说话。全都是声音，全都是灵魂的倾诉。
我到家的时候，发现芭比特身穿运动衣站在卧室的窗户前，向着黑夜凝视。
参加希特勒问题研讨会的代表们开始抵达。大约九十位希特勒问题学者将用三天时间听报告，分组讨论，观看电影。他们将在校园里溜达，每人的名字用哥特体字母印制成层压塑料牌，别在胸前。他们会交流有关希特勒的闲言碎语，散布通常有关“元首府地堡”里最后日子的耸人听闻的谣传。
有趣的是，虽然他们的国籍和地区背景差异很大，你却可以看到他们互相之间非常相像。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和充满热情，大笑时唾沫飞溅，喜欢穿过时服装，亲切、随便、讲究准时。他们似乎都喜欢吃甜食。
我对他们的欢迎仪式在那十足现代的小教堂里进行。我看着讲稿用德语说了五分钟。我主要谈了希特勒的母亲、哥哥和狗。他的狗名字叫“狼”，这个词在英语和德语中是一样的。我在欢迎辞中使用的大多数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是一样的或几乎一样。我花了好几天功夫查字典，列出了这类词的几张词汇表。我的讲话出现了不该有的不联贯和别扭。我许多次提到“狼”，更多次提到他的母亲和哥哥，有几次涉及鞋子和袜子，还有几次涉及爵士乐、啤酒和棒球。当然有希特勒本人。我反复地说这个名字，希望以此来掩饰我的不可靠的句子结构。
其余的时间里，我尽量回避代表中的德国人，甚至穿我的黑袍子，戴着墨镜，胸口挂着纳粹时代所用铅字做的名牌。他们在场时我感到虚弱；听着他们发颚音、说词儿、发出铿锵的重金属声时，我感到像是要死了。他们说有关希特勒的笑话，玩皮纳克尔牌戏。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含糊地说个把随意的单音节，一边摇晃一边空泛地大笑。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度过很多时间，躲着。
任何时候我记起那枪像一只热带昆虫似的潜伏在一堆内衣中，我就感到一股细小而强烈的感觉通过我的身体。我不能肯定它是愉快的，还是吓人的。我主要把它看做童年经验中的某个时刻，因为保守秘密而产生的强烈激动。
手枪是何等巧妙的物件，尤其是如此小巧的一把枪。一件亲切和狡猾的东西，拥有者的一段秘密历史。我回忆起几天前我试图找到“戴乐儿”时的感受。像某个侦查家庭垃圾的人。我是否在一点儿一点儿地陷于一种秘密生活？我是否认为它是我抵御毁灭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毁灭是如此漫不经心地由力量或非力量，由决定此类事情的原则或者权力或者混乱，为我而设计制作出来？也许，我正在开始理解我的前任妻子们以及她们与情报工作的联系。
希特勒问题学者们聚会，闲逛，狼吞虎咽地吃，龇着大牙笑。我在黑暗中坐在写字桌前，思考有关秘密的问题。秘密是否就是一条通向我们控制一切事物的梦乡的隧道？
晚上，我开快了车到机场，去接女儿的飞机。她兴奋、开心，穿戴着墨西哥特产的衣物。她说，那些让她母亲审阅书籍的人不肯让她闲着。达娜每天收到大开本的厚书，写出评语后做成缩微胶卷，然后送往秘密档案室。她抱怨神经紧张烦躁和周期性严重的精神疲惫。她告诉斯泰菲说，她想起了感冒渐渐痊愈时的状况。
早上，我开快了车到玻璃镇“秋收农场”，去做我的医生让我做的进一步检查。这种场合的严肃性，与你被要求采集来做分析的身体排泄物的数量是成直接正比的。我随身带来了几只标本瓶子，每只装了一点儿令人沮丧的排泄物和分泌物。车子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有一只不祥的塑料盒，我恭恭敬敬地在里面放了三只分别结好又连在一起的小袋子。这儿有一切之中最庄重的一小点儿排泄物，无疑将由值班的专业人员来处理，他们对此怀着我们对于世上种种异国宗教所持有的混合着服从、畏惧和厌恶的心情。
但是，首先我得找到那地方，结果发现它是一座灰白色砖砌的功能性建筑物，单层、地上铺着板石、灯光明亮。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秋收农场”？难道是企图用来抵销他们闪光的精密仪器的没有心肝？难道一个典雅的名字就会把我们骗得认为我们尚生活在“前癌症时代”？在一座称为“秋收农场”的机构里，我们可能期望诊断什么样的症状？百日咳、哮吼？有点儿流行性感冒？常见的称为“农舍风湿”的老毛病，只须卧床休息，喷一点儿解痛的“维克斯”按摩雾剂，然后做一次全胸按摩。会有什么人给我们朗读《大卫·科波菲尔》吗？
我疑虑重重。他们取走了我的标本，把我安置在计算机仪表板前。我按照屏幕上出现的问题击键回答，每一个答案又引出以大题套小题、没商量的一大串更深入的问题，我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地说出了自己关于生和死的故事。我撒了三次谎。他们给了我一件宽大的外套和一个戴在手腕上的身份牌。他们让我沿着狭窄的走廊去测身高和量体重、验血、做脑电图和心电图。他们在一个又一个房间里做扫描和测试，每个小房间又都好像比前一间稍为小一些，照明却更加刺目，普通人需要的设备更少。总是来一个新的专业人员。总是在迷宫般的大厅里见到那些没有面孔的、和我一样来看病的人，穿着一样的外套，穿过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没有人打招呼。他们将我固定在一个跷跷板式的设备上，然后颠倒过来让我倒挂了六十秒钟。一份打印件从附近的一个设备上冒出来。他们将我放在一架踏车上，告诉我跑起来、跑起来。仪器绑到我的大腿上，电极按牢在胸脯上。他们将我塞进某一种计算机扫描仪的成像台里。有一个人坐在一架控制台前打字，发出一条指令给机器，以使我的身体透明可析。我听见了磁场气流声，看见了北极光的闪烁。人们高举着盛有尿液的苍白色烧杯，像游魂一样穿过大厅。我站在一间储藏室大小的房间里。他们让我举起一根手指头，放在我的脸前面靠近左眼的地方。仪器的面板滑动关上，一道白光闪烁。他们正在努力帮助我、救我的命。
最后，我穿好衣服，隔着一张写字台，坐在一个显得紧张不安、穿白罩衫的年轻男人面前。他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卷宗，嘴里嘟嚷着什么从未见过之类的话。我奇怪地发现，这一事实并未让我不安。我想我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
“结果出来要多久？”
“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
“我想我们到这儿来是进行一般性讨论。有关人性的部分。机器所不能侦查到的。两三天之后，实际的数字就会准备就绪了。”
“数字已经准备就绪。”
“我不敢肯定自己已经准备就绪。所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设备，有一点儿令人不安。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想象，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仅仅做这些测试就会弄出病来。”
“任何一个人何以会弄出病来？这些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测试设备。我们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来分析数据。这种设备拯救人的生命。相信我，我已经看到过它救人性命。我们拥有的设备比最新的X射线透视仪或CAT扫描仪效果更好。我们可以看得更深入、更精确。”
他好像正在获得自信心。他是一个肤色不佳、目光温柔的小伙子，令我想起超市里站在结账柜台那头给货物装袋的男孩们。
“我们一般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我根据打印件提问，然后你尽量按自己所能回答。当我们全部结束时，我就把打印报告用纸袋子密封后给你，然后你对自己的医生付账咨询时，把它交给他。”
“好。”
“好。我们一般先问‘你感觉如何’。”
“根据打印报告吗？”
“只说你感觉如何。”他用柔和的嗓音说。
“在我的头脑里，按真正的意义来说，我感觉相对健康，有待确定。”
“我们一般继续进行到疲劳问题。近来你感觉疲劳吗？”
“人们一般说什么？”
“最普通的回答是稍稍有点儿累。”
“我能说的绝对就是那样，并且我自个儿的脑子里也确信，这是一个公正和准确的描述。”
他似乎对此回答觉得满意，就在他面前的一页纸上做了个醒目的记号。
“胃口怎样？”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
“根据打印报告，这也是我大致可以判断的。”
“换句话说，我的胃口有时候大，有时候不大。”
“你是在告诉我呢，还是在问我？”
“这就取决于那些数字怎么说了。”
“那么我们意见一致。”
“好。”
“好。”他说，“现在说说睡眠怎样？我们通常问过睡眠问题后，就问对方是否要喝无咖啡因咖啡或者喝茶。我们不提供糖。”
“你们是否见到很多睡眠有问题的人？”
“只在最后阶段。”
“睡眠的最后阶段吗？你是说他们清早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就是这样想的。好。我唯一的问题是兴奋阈有点儿低。”
“好。”
“我有点儿睡眠不安宁。谁不这样呢？”
“上下动弹和左右翻身？”
“上下动弹。”我说。
“好。”
“好。”
他做了一些记录。似乎进展不错，看到进展这么好，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我谢绝了他的喝茶邀请，这好像让他高兴。我们进展顺利。
“现在该我们问问抽烟的事了。”
“那简单，答案是不。而且还不是什么戒烟五年或十年这样的事。我从来不抽烟，甚至在我十几岁时也没抽过，从来没有尝试过。从未见到这种需要。”
“那样，在总分上总能得一个‘+’号。”
我觉得受到了鼓励，心存感激。
“我们进展顺利，不是吗？”
“有些人喜欢东拉西扯，”他说，“他们对于自己的症状兴致勃勃。这几乎变成一种癖好了。”
“谁需要尼古丁？不仅如此，我还很少喝咖啡，含咖啡因的咖啡当然更不喝。真不明白人们在所有这一切人为的刺激里得到了什么？我只要到林子里走走就精神高涨。”
“没有咖啡因总是好的。”
是的，我想。奖励我的优秀品行。赋予我生命。
“然后是牛奶问题，”我说，“人们不满足于咖啡因和糖。他们还需要喝牛奶，所有那些脂肪酸。我从小时候至今，从未碰过牛奶，从未碰过高脂奶油。吃刺激少的温和食物。从不喝烈性饮料。从不明白费那个事干什么。水，那就是我的饮料。人总可以信得过一杯水。”
我等待他告诉我，说我给自己的寿命加了些年头。
“谈到水，”他说，“你在工业污染物中暴露过吗？”
“什么？”
“空气和水中的有毒物质。”
“这是不是你们问过香烟问题之后，一般要提出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预列的问题。”
“你的意思，我工作中是否接触石棉之类的物质？绝对不。我是一个教师。教书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生都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石棉安装到这里什么地方？”
“你听说过尼奥丁衍生物吗？”
“根据打印报告，我应该听说过吗？”
“你的血流中有些痕迹。”
“如果我从未听说过它，怎么会那样呢？”
“磁性扫描仪说它在那儿。我看到了括号里一些带小星号的数字。”
“你是说，打印报告显示了来自在溢出物中许可范围内最小量的暴露、几乎感觉不到的症状之模棱两可的最初迹象？”
我为什么用这样不自然的方式说话呢？
“磁性扫描仪是相当清晰的。”他说。
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同意，要按照检查项目规定的步骤轻松潇洒地进行，而不纠缠于耗费时间和有争议的探究—对此，发生了什么啊？
“如果他或她的血液里有这类物质的痕迹，那是发生了什么呢？”
“他们体内就有一个星云状团块。”他说。
“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尼奥丁-D对人有什么影响。对耗子是有影响的。”
“你刚才告诉我，你从未听说过它。你怎么知道它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影响呢？”
他在这儿把我逮着了。我觉得自己被耍弄了，被拴住了，被当成一个傻瓜。
“知识每天更新，”他说，“我们有些不同的数据，说暴露于这种物质一定会形成团块。”
他的自信心在高涨。
“好，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题目。我还有点儿急事呢。”
“到这儿，我要交出密封的袋子了。”
“下一步是不是做练习？答案是不。讨厌这事，拒绝做它。”
“好的。我这就交出袋子。”
“仅仅出于没用的好奇心问问，星云状团块是什么东西？”
“体内一个可能存在的赘生物。”
“因为你们无法给它拍摄清晰的照片，它就被称做星云状。”
“我们拍摄非常清晰的照片。成像仪拍摄出我们人所能拍摄的最清晰照片。它被称做星云状团块，是因为它没有形状、形态或界限。”
“从事态最坏的可能性来说，它能怎么样？”
“导致一个人死亡。”
“看在上帝的分上，说英语吧。我看不起这种现代行话。”
他对侮辱的忍受力不错。我越生气，他越喜欢。他浑身散发出能量和健康。
“现在我该告诉你到外面的办公室去付费了。”
“钾含量的化验怎么办？我来此首先就是因为我的钾含量远远超过正常限度。”
“我们不做钾含量化验。”
“好。”
“好。我该告诉你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这个纸袋子带去交给你的医生。你的医生明白那些符号。”
“那么就是这样了。好。”
“好。”他说。
我发现自己与他热情地握手。若干分钟之后我来到外面的街上。一个男孩迈着外八字步，轻轻地踢着自己前面的一个足球穿过一片公共草地。另一个孩子坐在草地上脱袜子，他抓住自己的脚后跟，使劲地拉着袜子。多么富于文学色彩啊—我恼怒地想。当主人公陷于自己死期来临的深思默想，大街上却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种种情节。这一天是阴天，还有风，渐近日落时风才减弱下来。
当晚，我在铁匠镇的街上行走。宝贝的电视机荧屏上色彩鲜艳。按键式电话上的说话声。当载波调制成音频信号时，远方的祖父母蜷缩在椅子里，合着听同一只电话听筒。那是他们孙子的声音，这正在长身子的男孩面孔就出现在电话机四周的镜框里。欢乐涌上他们的眼睛，但是由于夹进了复杂和令人发愁的情况，又让他们泪眼模糊。年轻人正在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可怜的肤色让他不快吗？他想辍学，在食品城打全日工，给食品杂货装袋吗？他告诉他们，他喜欢给食品杂货装袋子，这是他发现的生活中让人产生满足感的一件事情。先把加仑桶装进去，排齐六件套装的食品，给重的货物套上双层袋子。他做得不错，他有窍门，他在碰任何东西之前就预见每件东西在口袋里的排列。这就像禅宗，爷爷。我啪的拉出两只袋子，将一只套进另一只的里面。别碰破水果皮，注意鸡蛋，把冰淇淋装进冷藏袋里。每天一千个人走过我身边，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见我。我喜欢这样，奶奶，这样完全没有威胁性，这就是我要过一辈子的方式。所以，他们发愁地听着，更加爱他，他们的脸贴着光溜溜的“特灵线”电话机听筒上；卧室里摆放着雪白的“公主”牌电话机；爷爷的带镶板的地下室藏物处，还藏着淡棕色的“转轮”牌电话机。老先生将一只手插进自己浓密的白发中，老妇人拿着折叠式的眼镜贴在自己的脸上。云迅速穿过西斜的月亮，季节在暗淡的蒙太奇镜头中变换，逐渐深入冬天的沉寂中，一片宁静和冰雪的风光。
你的医生知道这些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