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意识到附近有个人或有件东西，那是什么时间？难道又是一个奇数的小时？房间昏暗，布满蛛网。我伸展一下双腿，眨眨眼睛，慢慢地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那是怀尔德，站在离床两英尺的地方，盯着我的脸看，我们互相打量了很长一会儿工夫。他的大圆脑袋配上小手小脚和矮墩墩的身体，使他看起来像一尊原始时代的泥塑、家庭中供奉的起源不详的崇拜偶像。我有一种感觉，他是要给我看什么东西。当我赶快悄悄地下床时，他却走出了房间，我见他脚上穿着垫得厚厚的短统靴。我跟他走到过道，走向那扇朝着我家后院的窗户。我光着脚，没有穿睡袍，感到一股寒气穿透我的香港产人造纤维的睡袍。怀尔德站着向窗外看，他的下巴只高出窗台一英寸。好像我这一辈子都是穿不对称的睡衣裤，上衣的纽扣扣在不对应的纽洞里，裤子的门襟没有扣住，耷拉着。已经是黎明了吗？在树上啼叫的那几只鸟是乌鸦吗？
有一个人坐在后院中。一个白发的男人直挺挺坐在旧藤椅里，是一个奇怪的纹丝不动的悄然无声的人物。一开始我因为眼花缭乱和睡意浓重，竟不知道对所见景象做何判断。它似乎需要比我此时所能提出的更加仔细的解释。我想到一件事，即此人是为了某种目的早就镶嵌在那儿的。然后，明显和强烈的恐惧开始降临，好像一只拳头在我胸膛里一次又一次捏得紧紧的。他是谁？这儿在发生什么事？我发觉怀尔德已不再在我身边。我走到他房间的门口时，正好看见他的脑袋埋进枕头里。等我回到床上时，他已经睡熟了。我不知该做什么。我脸色发白，感到冷。我费力地走向窗户，抓住门把和扶手，好像为了提醒自己真实物品的特性和存在。他仍然在那儿，凝望着树篱。我从朦胧的光线中，看到他的侧面，纹丝不动和洞察一切。他有我起先想的那么老吗？或者那白发完全是象征性的，不过是寓意力量的一部分而已？当然是这么回事！他可能是“死神”，或者“死神”的听差，来自瘟疫时代、酷刑时代、无穷尽战争的时代，是疯人院和麻风病院的双眼塌陷的一个匠人。他可能是口诵警句、预言世界末日的人—当他吟诵关于我离世的旅程之精巧华丽的词句时，他对我若有若无地扫了一眼，既显得文明有教养，又露出讽刺挖苦的意思。我观察了他好长时间，等待他动一下手。他的纹丝不动显得威严。我觉得自己每一秒钟都在变得更加苍白。变得苍白是什么意思？看见死神的肉身，感觉怎么样的？来把你收去吗？我害怕到了骨子里。我既冷又热，既干又湿，既是自己又是别人。那只在我胸膛里捏紧的拳头。我走到楼梯口，坐在顶上面的一级，往自己的手心里看。那么多的东西仍然在。每一句话和每一件事，都是光彩夺目的创造物的珠串。我自个儿平凡的手上，网一般布满了交叉和螺旋形的有含义的掌纹，它是一个生命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人研究和惊叹好多年的对象。一种反对虚无的宇宙论。
我站起来回到窗前。他仍然在那儿。我躲进浴室。我关上便池盖，在上面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不要他待在这幢房子里。
我来回踱了一会儿步。我用冷水冲洗双手和手腕，将冷水泼在脸上。我感觉既轻又重，既懵懂又警觉。我从门口的书架上取下一块风景镇纸。在这块塑料的圆盘里飘浮着一幅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三维画，当我在光线下转动它时，它的色彩忽隐忽现。变化的平面。我喜欢这个说法。它好像正是存在的音乐。要是一个人能够看见死亡，就像看见他暂时寄居的另一个外表，那该有多好！宇宙存在理由的另一个方面。镜头顺着“光明天使小道”而去。
我回到身边的事情。如果我想把他赶出房去，该做的事情就是走出去。首先我要去看看年龄较小的孩子们。我光着雪白的脚，悄悄地穿过各个房间。我看看有没有毯子需要盖盖好，玩具是否要从哪个孩子暖乎乎的手里取出来，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电视场景中。一片寂静，一切都好。他们会不会把父母中死掉一个看做另一种形式的离婚呢？
我进房去看了海因利希。他躺在床的左上角，身子紧紧地蜷缩，看起来就像那种一碰就会突然展开的戏法玩具。我站在门口点点头。
我进房去看了芭比特。她返回了好几个年龄层次，又变成了一个姑娘，一个在梦中奔跑着的人儿。我吻吻她的头，闻到她睡眠中呼出的有腐味儿的热气。我在一堆书和杂志中，看见那本《我的奋斗》。收音机响起。我害怕某个给电台打电话点播节目的声音、某个陌生人发自灵魂的伤悼竟成为我在世时听到的最后话语，所以我就赶快离开房间。
我下楼到厨房去。我向窗外看，他还在那儿，坐在湿草地上的藤椅里。我打开内重门，然后又打开防风雨的外重门。我走了出去，将《我的奋斗》抱紧在肚子前。当外重门砰的一声关上时，那人的头抖动了一下，两腿也分开了。他站起来，转身面向我。那奇怪和不可征服的静穆荡然无存，随之而去的是洞察一切的气氛以及他所传递的古老和可怕秘密的感觉。从这第一个人物神秘消失的影子中，第二个人物开始出现，开始呈现实实在在的形状，在清新的光线中发展成一系列动作、线条和五官，形成一个轮廓、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我有一点儿吃惊地看着他的身体特征逐渐清晰时，它们似乎变得越来越面熟。站在我面前的不是死神，而只是弗农·迪基，我的岳父。
“我睡着了吗？”他说。
“你在外面做什么？”
“不想吵醒你们大伙儿而已。”
“我们知道你要来吗？”
“直到昨天下午之前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一路开车来的，十四个小时。”
“芭比特看见你会高兴的。”
“我敢肯定。”
我俩进了屋。我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弗农穿着破旧的斜纹粗棉布夹克。他坐到桌子旁，一边玩一只旧芝宝牌打火机的盖头。他的神情就像一个在女人堆里厮混的男人情急之中去逃避那样。他银灰色的头发显得黯淡，有点儿黄；他将自己的头发梳成鸭尾巴式样。他胡子拉茬，大约四天没刮过脸。他的慢性咳嗽毛病好像长出了一条带锯齿的边，带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成分。芭比特倒不太担心他的咳嗽，而是担忧这样的事实，即他从自己的干咳和发作中获取讥讽的快乐，好像这种可怕的噪音中有某种巨大的魅力。他仍然系着一条皮带扣上有一个长号角的军用皮带。
“所以去它的吧。我到了此地。可了不起啦！”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东给人修修屋顶，西给人除锈涂漆。我兼差赚外快，除非没有了我可以兼的差事。兼差赚外快是那儿的全部事情。”
我看了一下他的双手。真是伤痕累累，破口、凹口，指缝里永远的油污和泥浆。他环顾房间，试图找到什么旧东西需要换新或者修理。这样的毛病大体就是提供谈话的机会。它使弗农有优势来大谈填料和垫圈，大谈水泥灌浆、堵缝和抹墙。有的时候，他似乎故意用诸如棘轮钻头和狭边钩齿粗木锯那样的专门词儿来冒犯我。他看出来我在这类事情上的吞吞吐吐，认为是某种深层次上无能或愚蠢的迹象。就是这些事情构建了这个世界，不了解或不关心它们，是对于基本原则的背叛，对于性别、人种的背叛。还有什么比一个不会修理漏水龙头的男人更加没有用处？—这种男人根本上无用，对于历史和他基因中的遗传信息而言都已经死亡。我不敢肯定自己不同意。
“那天我对芭比特说：‘如果有什么是你爸爸与之不相像的，那就是他不像一个鳏夫。’”
“她对此说什么来着？”
“她认为你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会抽烟时睡着了。他会死在燃烧的床上，身旁还躺着一个失踪的女人—一个官方认为失踪的人，穷困、迷失、无法确定身份、多次离婚的女人。’”
弗农对于这样的见识表示赞同而咳嗽起来。一连串发自肺部的喘息。我可以听见带丝的黏液来来回回拍打他的胸膛。我给他倒了杯咖啡，等待着。
“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在哪儿忙着，杰克，是有一个女人他妈的要嫁给我。她开着移动汽车房上教堂。别告诉芭比特。”
“我绝不会干这种事。”
“她真的非大大激动不可。先在收费打折的电话里开始。”
“她认为你太无法无天，不宜结婚。”
“如今婚姻这事儿就是，你用不着走出家门去获得那些额外的小东西。你从美国家庭的壁橱里什么都能得到。不管好坏，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妻子们做事，她们要做事。你用不着使小眼色。以往的情况是，美国家庭中唯一可以得到的东西，就是人基本的自然行为。现在你还有选择余地。我告诉你，这样的做法是愚蠢的。这是关于我们时代的令人惊异的评语，即你在家中的选择余地越大，你在大街上见到的妓女越多。你怎么看，杰克？你是教授嘛。这话究竟说明什么？”
“我不知道。”
“妻子们穿可以吃的短衬裤。她们知道那些词儿、那些用法。同时，日日夜夜、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大街上都有妓女站着。她们在等谁？旅游者？商人？已经沦为肉欲潜猎者的男人们？那就像真相被揭穿了一般。我在什么报纸上读到过，日本人—整架整架飞机的男人—前往新加坡的事儿，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你是不是在认真考虑结婚？”
“我如果要娶一个开着移动汽车房去做礼拜的女人，那准是疯了。”
弗农有一副狡猾相，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既警觉又敏锐的聪明，一股等待最佳时机的精明。这些都让芭比特紧张不安。她看见过他在公共场所侧身走到女人面前，用他不露声色的狡猾方式问讯。她拒绝与他一起上餐厅，就是怕他对女招待们说些随便无礼、过分亲昵的话，用老爷收音机的深夜话音说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旁白和评语。他在小吃摊人造革搭的临时棚里，已经多次让她经历过紧张不安、愤怒和尴尬的时刻。
现在她进来了，穿着运动衣，准备做每天清晨跑体育馆台阶的运动。当她看见她父亲坐在桌子旁边时，她的身体好像失去了动力。她膝盖弯曲着站在那儿。她别的都不会了，只剩下目瞪口呆的本领。她看起来好像是在模仿一个目瞪口呆的人。她就是一副目瞪口呆的画面，天真得招人爱的心肝儿，困惑和惊讶得不亚于刚才我看见他坐在院子里像死神一样安静的时候。我看着她整张脸上都呈现出惊讶和茫然。
“我们知道你要来吗？”她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你从来就不打电话。”
“我到了这儿，了不起的大事，吹喇叭吧。”
她仍然弯曲着膝盖，试图加强一下他到来的新鲜感，多看几眼他瘦长结实的身体和憔悴的脸色。对于她来说，一位长辈，一位那么大年岁的父亲，就这样出现在她家的厨房里，他一定像是具有史诗般的伟大力量；充满联想和关系的厚实历史，来提醒她她是谁，预先毫无警告地摘掉她的伪装，暂时控制她没精打采的生活。
“我本可以先把东西准备好。你看起来很不好。你睡哪儿呢？”
“上次我睡的是哪儿？”
他俩都朝我看，在努力回忆。
当我们弄好早饭的时候，当孩子们下楼来、小心翼翼地走近弗农让他吻和撸撸头发的时候，当过了几小时芭比特变得看惯了那个穿打补丁的牛仔裤、走路从容不迫的人物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她兴致勃勃地在近处徘徊，为他做些小事，在那儿听着。愉快体现在日常的姿势和自动的节奏里。她得时不时提醒弗农，什么是他喜欢吃的食品，他喜欢怎样烹调和加作料，哪些笑话他讲得最好，过去有哪几个人物是十足的傻瓜，哪几个是滑稽的英雄。来自以前另一种生活的新闻资料从她那儿倾泻而出。她说话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带上一种乡土气息。用词和涉及的意思也变了。她又成了从前的那个姑娘，帮助她爸爸用砂纸砂平旧橡木，把暖气装置从地板上抬起来。他做木匠的岁月，他骑着摩托到处猛冲，他在上胳膊上刺花纹。
“你越来越像长豇豆，爸爸。吃完那些土豆。炉子上还有的是。”
弗农会对我说：“她母亲做出来的法式薯条真是你可以吃到的最糟的一种，就像州立公园里发的法式薯条。”然后他会转身向她说：“杰克知道我在州立公园里碰到的问题。它们不能让人动心。”
我们把海因利希从床上弄到沙发上，给弗农腾出地方。有时候早晨七点钟、六点钟或者天色灰蒙蒙的其他时刻，芭比特或者我下楼煮咖啡时，发现他已经在厨房里，就会烦躁不安。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故意和我们斗智，让我们内疚，表示不管我们睡眠多么不足，他睡觉的时间更少。
“告诉你吧，杰克。你老了，你觉得自己对于什么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是又不清楚那是什么。你总是在做准备。你梳理头发，站在窗前向外张望。我觉得就像有一个瞎忙乎的小家伙终日在我身边窜来窜去。这就是我跳上汽车，一路开车向前的原因。”
“去破除魔法，”我说，“从日常杂务中摆脱出来。日常杂务一旦走到极端，弗恩啊，是可以要人命的。我有一个朋友说，那就是为什么人们要休假—不是为了放松，或者寻找刺激或者参观新景点，而是为了从存在于日常杂务的死亡中逃脱出来。”
“他是什么人，犹太人吗？”
“那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屋顶上的排水沟塌陷了。”他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修理吗？”
弗农喜欢到屋外四周转悠，等待收垃圾的人、电话修理员、邮递员、下午送报的男孩。随便什么人，只要可以向他谈谈技术、工序；成套的特殊方法；路线、时段、设备。这样就更能让他掌握很多事情，学会他的行当之外一些领域的事情是怎样做的。
他喜欢不露声色地逗弄孩子们。他们勉强地回答他令人发噱的话。他们对所有的亲戚都心存怀疑。亲戚是一桩敏感的事情，他们是阴暗复杂的过去的一部分，分裂的人生阶段，靠一个词或一个名字就可以再现的往日回忆。
他喜欢抽着烟，坐在他那辆带仓门后背的破旧小客车里。
芭比特就从窗口观看着，似乎同时表达出爱心、担忧、恼火和绝望、希望和忧愁。弗农只需改变一下他影响的分量，就可以让她产生一系列强烈的情感。
他喜欢混在市场里购物的人群中。
“我指望你来告诉我，杰克。”
“告诉你什么？”
“你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给我答案的人。”
“对于什么的答案？”
“难道人们在电视前面都是这样沉默寡言？”
某天夜里，我听见人声，以为是他在睡梦中呻吟。我穿上睡袍，走到过道里，发现这声音发自丹妮斯房里的电视机。我进房关掉了电视。她在一堆毯子、书和衣服中睡着了。在寻找“戴乐儿”药片的冲动下，我悄悄走向开着门的贮藏室，拉开了电灯，然后朝里张望。我用身子顶着去关门，身子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我见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玩具、游戏机和其他物件。我东翻西戳，几次发现了某种童年味道的痕迹：橡皮泥，运动鞋，铅笔木花。没用的鞋子里可能有一只瓶子，旧衬衣的口袋捏成一小团丢在角落里。我听见她动弹。我马上不动，屏住了呼吸。
“你在干什么？”她说。
“别担心，是我。”
“我知道是谁。”
我继续在贮藏室里张望，心想这样我看起来就不至于太做贼心虚了。
“我也知道你在找什么。”
“丹妮斯，最近我受了一场惊吓。我认为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即将发生。谢天谢地，结果总算证明我弄错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我需要‘戴乐儿’，它或许会帮我解决问题。”
我继续翻找。
“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有个问题还不够吗？否则我就不到这儿来了。你不想做我的朋友吗？”
“我是你的朋友。我只是不想被人耍了。”
“不存在什么耍人的问题。我只想试试那药。还剩下四片，我把它们吃了，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
说话的口气越是漫不经心，我打动她的可能性就越大。
“你不会吃的，你会把它们给我母亲。”
“让我们搞清楚一件事，”我说这话时像一个政府高级官员，“你母亲不是一个吸毒者，‘戴乐儿’也不是那类药物。”
“那么它是什么？只要告诉我它是什么？”
在她说话的声音里，或者在我的心里，或者在目前时刻的荒唐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考虑是否可能回答她的问题。来一个突破。干吗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有责任心，能够衡量严重事情的含义。我认识到，芭比特和我不让她知道真相，其实始终是愚蠢的。那姑娘会接受事实，更了解我们，即便我们有弱点和心存恐惧，她也仍然会更深地爱我们。
我走过去坐在床头。她仔细地观察我。我告诉她那个基本故事，不过我省去了流泪、激情、恐惧、恐怖、我在尼奥丁-D中的暴露、芭比特与格雷先生的性事、我俩关于谁更怕死的争论。我集中谈论药物本身，告诉她我所了解的它在胃肠道和大脑里存活的每一件事情。
她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副作用问题。每一种药物都有副作用。一种能够消除死亡恐惧的药定会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尤其是如果它尚在试验阶段的话。当然，她是对的。芭比特谈起过整体的死亡、脑死亡、左脑死亡、部分瘫痪、身心方面其他残酷和稀奇古怪的症状。
我告诉丹妮斯，暗示的力量比副作用更至关紧要。
“记得你在收音机里听说过的滚滚烟雾会引起手掌心出汗吗？你的掌心也出了汗，不是吗？暗示的力量让有些人生病，让有些人身体好。‘戴乐儿’的作用多强多弱也许无所谓。如果我认为它会有益于我，它就会有益于我。”
“一定程度上吧。”
“我们可是在谈论死亡啊。”我小声说，“在极其纯正的意义上，这些药片中含有什么是无所谓的。它可能是糖，可能是调味品。我渴望着被人哄骗，被人耍弄。”
“那样不是有点儿傻吗？”
“这就是发生在绝望而不顾一切的人身上的事情。”
一阵沉默。我等待着她问我，这种绝望是否不可避免，某一天她会不会经历同样的恐惧，经受同样的苦难历程。
但是，她说：“既然作用强或者弱无所谓，我已经把瓶子扔了。”
“不，你没有。扔哪儿了？”
“我把它扔进了垃圾压缩机中。”
“我不信。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星期前。我想芭贝可能溜进我的房间并且找到它。所以我决定干脆把它搞掉算了。没人想告诉我它是什么，有人想吗？所以我把它与所有的罐头、瓶子和其他没用的东西一块儿扔了。然后我把它压实了。”
“就像对付一辆旧车。”
“没人会告诉我。而那是他们必须做的一切。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这儿嘛！”
“行，别急，你帮了我忙。”
“他们需要说的全部话大概就是这八个词儿。”
“没有它，我的处境更好。”
“这不会是他们第一次哄骗我。”
“你仍然是我的朋友。”我说。
我在她头上吻了一下，然后走向房门。我意识到自己饿极了。我下楼去找点儿吃的东西。厨房的灯亮着。弗农坐在桌子旁，穿着整齐，一边抽烟一边咳嗽。烟头上的烟灰有一英寸长，开始歪下来。让烟灰悬挂着是他的一个习惯。芭比特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担心和焦虑。这是他肆意妄为地活动于其中的境况之一斑而已。
“正是我想见的人。”
“弗恩，现在是半夜啊，你不睡觉的吗？”
“让我们到外面车里去。”他说。
“你是认真的吗？”
“我们这儿遇到的是一个应该私下处理的情形。这屋里尽是女人，我没说错吧？”
“这儿只有我俩。你想谈的是什么？”
“她们睡觉时都竖着耳朵听。”他说。
我们从后门出去，以免吵醒海因利希。我跟着他沿房子边上的小路走，然后下台阶到了车道上。他的小车停在黑暗中。他上车在方向盘后面坐下，我拢起睡袍，钻进车坐在他身旁，觉得自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被困住了。汽车里有一股气味，就像“车身和护栏商店”里面某种危险气体的味儿，废金属、油布头和硫化橡胶混在一起的气味。车内的装饰都撕破了。我在街灯的光线中看见电线在仪表板和车顶装置上悬挂着。
“我要你拿着这个，杰克。”
“拿什么？”
“我留着它好多年了。现在我要你拿着它。谁知道我是不是还会再见到你们大伙儿？算了吧。谁在乎。可了不起了。”
“你要把这车送给我？我不要，这是一辆可怕的车。”
“在你作为男人的一生中，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你曾经拥有过一件武器吗？”
“没有。”我说。
“我就这么估计。我对自己说，此地这人可是美国最后一个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的人了。”
他把手伸进后座的一个洞里，拿出一件小的黑家伙。他把它握在右手掌中。
“拿着它，杰克。”
“它是什么？”
“举起来转一转，感觉一下，它是上了膛的。”
他将它递给我。我又发了傻似的说：“它是什么？”手里握一把枪的感受中，有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我一直盯着它，心里奇怪弗农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呢？会不会倒头来他就是死神的黑暗使者。一支上了膛的枪。它在我身上引起的变化真快，甚至在我坐在那儿盯着它看、不愿意叫出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它让我的手发麻。难道弗农打算激发思想，给我的生活提出一种新的设计、一个计划、一个模样？我想把它还回去。
“这是一把小玩意儿，但是能射出真子弹—它是一个像你这样地位的人可以正当要求于一件武器的一切了。别担心，杰克。没人追查得到它。”
“为什么会有人要来追查呢？”
“我觉得如果你给别人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必须提供有关的细节。这儿是一把.25口径的‘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德国制造。它没有大口径重武器的阻击力量，但是你不会外出去降服一只犀牛吧？”
“问题就是在这儿。我要外出去降服什么？为什么我需要这玩意儿？”
“别叫它玩意儿。要尊重它，杰克。它是一件设计精良的武器。实用、轻巧、容易藏匿。设法了解你的手枪。至于何时你要用它，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何时我要用它呢？”
“难道我们不是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吗？现在是什么世纪？请看我闯进你家后院何其容易。我撬开一扇窗，就进了屋。我可能是职业盗贼、逃跑的罪犯、一个胡子拉茬的流浪者；一个太阳下山之后出来游荡的杀手；一个平时在公司里干活、周末出来滥杀无辜的谋杀者。你就选择吧。”
“也许你住的地方需要有一把枪。把它拿回去，我们不要它。”
“我给自己在床附近装了一只实战用的弹药桶，我不想告诉你们它上面画上人的五官之后引起了多大的麻烦。”
他狡狯地看了我一眼。我又盯着枪看。我突然想到，这就是衡量一个人在世上的能力的最后手段。我把它放在手掌里掂了掂，鼻子凑在钢管枪口上嗅了嗅。一个人违背了自己对于能力、幸福和个人价值的认识，而去持有一把能杀人的枪，熟练地摆弄它，愿意和随时准备使用它，那样的话说明什么呢？一把藏匿起来的能致人死命的枪。它就是一个秘密，它就是第二生活、第二自我、一场梦、一种魔法、一个阴谋、一场谵妄。
德国制造。
“别告诉芭比特。假如她知道你瞒着她藏一件武器，她一定会非常烦恼的。”
“我不要它，弗恩。把它拿回去。”
“也不要把它随便乱放。哪个小孩拿到它了，你就立刻有事儿。精明些。想想放在哪儿最好，这样用它的时候，一找就找到了。要预先计算好射击范围。如果你遇到有人闯入，他会从哪儿进来？他会怎样去接近贵重物品？如果你遇上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将从什么地方来袭击你？精神病患者是无法预料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会从任何地方—从树杈、树枝上—扑向你。考虑一下在你家外窗台上插一些碎玻璃。要学会快速卧倒在地板上。”
“我们在这个小镇上不要枪。”
“你此生就精明一次吧，”他坐在黑暗的车里说，“要紧的是，并非你要什么。”
第二天一早，一伙人来整修街道。弗农立刻就出去了，观看他们凿开和拖拽沥青；在他们压平冒着烟气的柏油时，他就站在他们近旁。工人们离开时，他觉得怅然若失，他的这次来访似乎也结束了。我们在弗农站立的地方开始看见一片茫然的空白。他看我们时，小心地保持一段距离，好像我们都是心存不满的陌生人。我们试图交谈的努力上积聚起一种说不明白的慵倦。
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芭比特搂着他大哭。为了离别，他刮了胡子，冲洗了汽车，在自己的脖子里围了一条蓝色的印花围巾。她好像哭不够似的。她看着他的脸，又哭了起来。她抱着他哭。她给了他一只装满三明治、鸡肉和咖啡的泡沫塑料食品篮。当他将食品篮子放在指头抠出来的座垫填充物和刀子划破的座位棉布之间的时候，她还在哭。
“她是个好姑娘。”他严肃地对我说。
他坐在驾驶座上，用指头梳理他的鸭尾巴头发，对着反光镜给自己整整容貌。然后他又咳嗽了一阵子，又给我们表演了一段老浓痰的拍打冲击。芭比特再一次大哭。我们侧身向着乘客座那边的窗口，看他随意地坐在门和驾驶座之间，一条左胳膊吊在窗外，弓身摆出开车的姿势。
“别为我担心，”他说，“一点儿蹒跚不算什么事。我这个年纪的人走路都蹒跚。到了某个年纪蹒跚是一件自然的事儿。忘了咳嗽吧。咳嗽有益健康，这样能使肺里的废物活动起来。只要这种废物不在一点上扎根并逗留在那里许多年，它就不能伤着你。所以咳嗽是没事的。失眠也这样，失眠也没事的。我从睡眠中得到什么好处？你到了这个年龄，每多睡一分钟觉，就等于少一分钟时间做点儿有用的事情。咳嗽或者蹒跚去吧。别管那些女人。女人也没事儿。我们租一台录放像机看看，一起来点儿性活动，它能把血液泵到心脏。忘了抽烟吧。我喜欢对自己说，我又吃喝或抽掉了什么东西。让摩门教徒们去戒烟吧。他们会死于一样别的坏事情上。钱也不是问题。我全部处于进账状态。无养老金、无储蓄、无股票和债券。所以你不必为钱那种事儿担心，那可是保管得万无一失。别管那些牙齿。牙齿没事儿。它们越是松动，你就越可以用舌头晃动它们，这让舌头有点儿事干。别为手颤担心。每个人都会有时候手颤的，我还只不过是左手而已。欣赏手颤的方法是假装那是别人的手。别管突然和无法解释的消瘦。去吃那种你看不见的东西毫无道理。别为眼睛担心。那双眼睛再也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了。彻底忘了脑袋吧。脑袋总是比身体先走。那可是这事儿应该的方式。所以别为脑袋担心。脑袋没事儿。为那辆汽车操心吧。方向盘全歪了。厂方收回刹车检修了三次。发动机罩冲出去落到了坑洼的地面上。”
一点儿不露声色。芭比特认为这些话的最后一部分—关于车的部分—是滑稽的。我惊讶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行走时转着欢快的小圈子，双膝无力、步履拖沓，她的一切恐惧和防备都随着他巧舌如簧地诉说的往事飘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