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挤在斯泰菲小房间的窗前，观看壮丽的日落景色。只有海因利希走开了，可能是因为他不相信共同的乐趣会有什么益处，或者因为他认为现代的日落包含某种不祥的东西。
后来，我穿着浴袍坐在床上学习德语。我低声自言自语地念德语单词，心里在纳闷，我能不能在春天研讨会上仅限于简短的开场白中说德语。我也纳闷其他与会者会不会期望在报告会上、用餐和聊天时，自始至终都用德语，以标志我们的严肃认真及在国际学术界的独一无二。
电视里在说：“其他方面的趋势，均可以戏剧性地影响你的投资收入。”
丹妮斯走进来，叉开腿在床头躺下，脑袋枕在交叉的双臂上，脸背对着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姿势中，包含了多少代码、反编代码和社会历史？整整一分钟过去了。
“我们要对芭贝做些什么呢？”她说。
“你什么意思？”
“她什么事情也记不住。”
“她有没有问你她自己是否在服用药物？”
“没有。”
“她没有服用药物，还是她没有问？”
“她没有问。”
“她应该问。”
“可是她没有问。”
“你怎么知道她在服用某种药物的呢？”
“我在厨房水池下看到过混在垃圾中的那个瓶子，一种处方药瓶。上面有她的名字和药名。”
“那药叫什么名字？”
“‘戴乐儿’。每三天服一片。听起来好像有危害性或会上瘾什么的。”
“你那本药品指南上对‘戴乐儿’有什么说法？”
“那里面没有这药。我花了几个小时，看了四种药品目录。”
“它一定是近来才上市销售的。你要不要我来再查查那书？”
“我已经查过了。我查过了。”
“我们随时可以打电话给她的医生。但是我不想把这事情搞得太大。每个人都会服用某种药物，每个人偶尔都会忘事儿。”
“不像我妈妈那样。”
“我老是忘事儿。”
“你用什么药呢？”
“降压片、轻松丸、脱敏药、眼药水、阿司匹林，常用药而已。”
“我检查过你们浴室的药品柜了。”
“没有‘戴乐儿’吗？”
“我以为会有一只新药瓶。”
“医生配了三十颗药，就那么回事儿，常用药而已。每个人都吃药。”
“我仍然想弄弄明白。”她说。
整个这段时间里，她的脸都背对着我。这种情势包含着潜在的阴谋，有可能让人做出不光明正大的举动和秘密计划。可是，现在她改变姿势，用一只胳膊肘支撑上身，从床脚那一头打量我。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我说。
“你不会气得发疯吧？”
“你是知道我的药品柜里有些什么的。还有什么秘密瞒着吗？”
“你为什么给海因利希起名海因利希呢？”
“问得有理。”
“你不是非答不可。”
“问得好。没有理由说你不可以问。”
“那么你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个名字中有一股力量，是个叫得响的名字，其中有某种权威性。”
“他是不是根据某个人来起的名字？”
“不。他是在我创办这个系之后不久出生的，我想当时我是要肯定一下自己的好运。我想做点儿德国式的事情。我感觉需要做出一种姿态来。”
“所以就起了海因利希·杰拉德·格拉迪尼的名字？”
“我认为也许有一种权威性附在他身上。我当时认为这名字有力量，令人印象深刻，我现在仍然这样想。我要保护他，让他无所畏惧。人们给他们的孩子起名金姆、凯利、特雷西。”
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她始终盯着我看。她的五官有点儿挤在脸的中央，这就使她在聚精会神时，看起来有些哈巴狗的好斗神气。
“你是不是认为我估算错了？”
“这话不该由我来说。”
“德国名字、德国语言、德国东西中，都有某种名堂，我说不准究竟是什么，但它就是在那儿。当然，这一切的核心是希特勒。”
“昨夜他又出现在电视里。”
“他总是出现在电视里。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电视节目了。”
“他们输掉了那场战争。”她说，“他们能有多伟大呢？”
“一个可以成立的论点。但是，这并非是否伟大的问题。它不是善恶的问题。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请这样来看这件事：有人总是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有人持枪，有人穿上军装就自觉更加高大、更加强壮、更加安全。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就在这个领域里。”
斯泰菲戴着丹妮斯的绿色眼罩走了进来。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爬上床，我们三个人一起翻阅我的德英字典，查找像“狂欢节”和“鞋子”这样两种语言里发音差不多的词汇。
海因利希从走廊那边跑过来，冲进房间里。“来啊，赶快，飞机坠毁的现场镜头。”然后他就出了房门，姑娘们下了床，他们三个人一起跑进走廊，赶到电视机那边去。
我坐在床上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们离开房间时的迅速和吵闹使房间处于分子震荡状态。在一堆看不见的物质的残留碎片之中，产生的问题似乎是：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待我来到走廊尽头的房间时，只见到荧屏边上有一缕黑烟。但是，坠机事件又播放了两次，其中一次是以定格连续镜头重播的，同时由一位分析家解释飞机倒栽的原因。失事的是新西兰空中表演的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我们让盥洗室的两扇门敞开着。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按照习惯和常规，我们聚集在电视机前，吃外卖的中国饭菜。电视上播放水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我们以前从未对于自己的职责—星期五聚会如此专心致志。海因利希没有拉长脸，我不感到乏味。斯泰菲差一点儿被肥皂剧里一对夫妻的吵架弄得掉眼泪，她看起来完全沉浸在这些关于灾祸和死难的纪录短片中了。芭比特想把电视频道转到一个喜剧性连续剧，那是在讲一群不同种族的孩子如何建造他们自己的通讯卫星。她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因而大吃一惊。我们寂静无声地看着房屋在大团流动的火山熔岩中被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整个儿倒塌、起火。每一场灾难都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灾难，看到更大、更宏伟、更迅猛移动的东西。
我星期一走进办公室时，发现默里坐在办公桌边上的椅子里，那模样好像是在等候量血压的护士。他说，他要在美国环境系建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研究基地，但是一直有麻烦。系主任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似乎觉得，另外一位讲师—体重三百磅，名叫迪米特里奥斯·科特沙基斯的前摇滚乐歌手保镖—享有优先权，因为他在“猫王”去世时曾坐飞机前往孟菲斯，采访猫王的随从和家庭成员；他自己也曾作为此特别事件解释者的身份，在当地电视上受到过采访。
默里承认，这超过了普通的“政变”行动。我建议，我可以非正式地、不通报姓名地出席他下次的讲座，只是为了赋予这些做法一种有重要性的味道，给予他我的职务、我的研究课题、我个人的影响和名望可能具有的好处。他手指捻着自己的胡子尖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后来在午餐时，我在一帮纽约来的流亡者占据的饭桌上，找到了唯一的空椅子。阿尔丰斯坐在饭桌的上首，即使在大学校园的餐厅里，这也是令人瞩目的所在。他身材高大，目光阴沉，一副爱挖苦人的神态，额头上有疤痕，一把大胡子四周已呈灰色。这大胡子正是1969年我要蓄的那种，要不是我第二任妻子、海因利希的妈妈珍妮·塞弗里反对的话，我一定会留这种胡子的。“让他们看看这一片和蔼可亲的地方吧。”她用干巴巴的小嗓音说，“它比你想的更有视觉效果。”
阿尔丰斯对于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全力以赴的。他懂四种语言，记忆力好得像照相机似的，还能心算复杂的数学题。他曾经告诉我，在纽约获得成功的艺术，首先在于学会如何以有趣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那里的气氛充满了忿懑和牢骚。人们无法容忍你实际的难处，除非你懂得怎样以此来使他们快乐。阿尔丰斯自己偶尔也会轰轰烈烈地使人乐一回儿。他的举止言谈能让他消融和摧毁与他不一致的意见。当他谈论大众文化时，他运用的是宗教狂热的僵化逻辑，一种为了信仰可以杀人的逻辑。他的呼吸变得沉重，没有节奏，他的额头似乎紧锁。其他几位纽约流亡者好像认为，他的挑战和嘲笑就是他们努力工作的恰当背景。他们在他办公室里向墙上掷分币。
我对他说：“阿尔丰斯，为什么善意而又有责任心的人在看到电视上的灾难时，会觉得自己被人算计了？”
我和他谈到了最近一个晚上在电视里看到火山熔岩、泥石流和咆哮的洪水，对此孩子们和我都觉得非常好玩。
“我们想看到更多、更多。”
“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他说，还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每个人都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精神苦闷。我们偶尔需要一个灾难来打破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舍说。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紧绷的脸，往后梳的头发油光可鉴。
“流动是永恒的。”阿尔丰斯说，“词汇、照片、数字、事实、图片、统计资料、斑迹、波、微粒、尘埃。只有灾难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想得到它们，需要它们，依赖它们—只要它们在别处发生。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出名的地方。泥石流、灌木林火、海岸水蚀、地震、集体屠杀，等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灾难面前麻木不仁，甚至觉得好玩，是因为我们心中感到，加利福尼亚活该遭受任何一种灾难。加利福尼亚人发明了生活方式的概念，光这一点就注定了他们的毁灭。”
科特沙基斯砸扁了一个减肥百事可乐罐，把它扔进垃圾桶。
“日本相当适合于灾难的报道镜头。”阿尔丰斯说，“印度在这方面大多尚未开发。他们有饥荒、暴雨、宗教冲突、火车出轨、轮船沉没等等巨大潜在的资源。但是，他们的灾难大多未被记录下来，不过是报纸上三行文字而已，没有电影镜头，没有卫星转播。这就是加利福尼亚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幸灾乐祸地看到后者由于轻松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社会观念而受到惩罚，我们还知道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摄影机就在那儿，处于待命状态，随便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别想逃过它们洞察一切的镜头。”
“你是在说，对于电视里的灾难看得着迷，多多少少有些普遍性。”
“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机里给他们看的地方。假如电视里有一件事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有种种权利觉得它令人着迷。”
“我不知道，了解到我的感受被如此广泛地共享，我该觉得好还是不好？”
“应该觉得不好。”他说。
“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舍说，“我们都觉得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一层面上欣赏它。”
默里说：“这是专心致志于错误对象的结果。人们精神苦闷，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像孩子那样听和看，忘记了如何采集数据。在心理意义上，电视上一场森林大火的层次比自动洗碗机的十秒钟镜头的层次要低。商业广告的波幅更宽，发射得更远。但是，我们颠倒了这些事物的相对意义。这就是为何人们的眼睛、耳朵、大脑和神经系统会变得消沉疲惫的原因。这是一个简单的误用实例。”
格拉珀漫不经心地将半个涂奶油的面包卷向拉舍扔过去，扔到了他的肩膀上。格拉珀脸色苍白，像婴儿似的胖墩墩的。他扔面包卷是为吸引拉舍的注意力。
格拉珀对他说：“你用自己的手指头刷过牙吗？”
“我用手指头刷牙是在结婚前，在我妻子父母家里第一次过夜时。当时她的父母正在阿斯伯里帕克度周末。他们一家子就是做伊帕纳牌牙膏广告的那个家庭。”
“遗忘牙刷对我来说是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科特沙基斯说，“我在伍德斯托克、阿尔塔蒙特、蒙特雷，以及在大约其他十几个重大场合，曾经用手指头刷牙。”
格拉珀看了默里一眼。
“我是在扎伊尔举行的阿里与福尔曼拳击赛之后，用手指头刷的牙。”默里说，“那是我用手指头刷牙时身处的最南端。”
拉舍看了格拉珀一眼。
“你是否曾经在没有座圈的便桶里拉过屎？”
格拉珀的反应是半抒情的。“那是在一个很大的臭烘烘的男厕所里。当时，我父亲头一次开车出城，把车停在‘波士顿邮路’上的一个破旧的索可尼‘美孚’加油站，厕所就在那儿。加油站画有红色的飞马。你要买这车吗？我可以提供你任何有关的汽车细节。”
“这些事情他们是不教的。”拉舍说，“没有座圈的便桶。往水池里撒尿。公厕文化。所有那些大饭店、电影院、加油站。全部马路精华。我在经过美国西部的一路上都往水池里撒尿。我曾经越过国界，到马尼托巴和阿尔伯塔的水池里撒尿。这就是有关的一切。广阔无垠的西部天空。‘西部最佳’汽车旅馆。饭店和路边餐馆。大路、平原和沙漠的诗意。肮脏和臭气冲天的厕所。我在犹大州气温零下二十二度时往水池里撒尿，那可是我往水池里撒尿时的最低气温。”
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狠狠地瞪了拉舍一眼。
“詹姆斯·迪安去世时，你在哪里？”他用威胁的口气说。
“在我未婚妻父母的房子里，从老式的埃默森牌台式收音机里听‘化妆舞会’。那时候，带发光调谐指针的摩托罗拉牌已经是过时货了。”
“你们好像花了不少时间在你岳父母房子里性交。”阿尔丰斯说。
“我们那时还是孩子。按照文化发源来说，实际性交行为尚为时过早。”
“那么你们在干什么？”
“她现在是我妻子，阿尔丰斯。你要我把乱七八糟的事都说出来吗？”
“詹姆斯·迪安去世了，你却在某个十二岁的姑娘身上乱摸。”
阿尔丰斯瞪着迪米特里奥斯·科特沙基斯。
“詹姆斯·迪安去世时，你在哪儿？”
“在昆斯区阿斯托里亚我叔叔开的餐馆后面，用胡佛牌真空吸尘器清扫呢！”
阿尔丰斯看了格拉珀一眼。
“你他妈的在哪儿？”他说这话时好像刚刚想起来，如果不搞清格拉珀的行踪，那位演员就不能算真死了。
“我知道我当时所在的确切地点，阿尔丰斯。让我想一分钟。”
“你这狗娘养的，你在哪儿？”
“对于这些事情，我一向连最小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是一个迷迷糊糊的毛头小伙子。我生活中有一些记不清的空白。”
“你在忙着手淫，你是不是这意思？”
“问我琼·克劳馥吧。”
“1955年9月30日，詹姆斯·迪安去世。尼古拉斯·格拉珀在哪儿？他在做什么？”
“问我盖博吧，问我梦露吧。”
“银色的保时捷车闪电般地冲向十字路口。没有时间刹车，撞上了福特轿车。玻璃碎得乒乓作响，金属压得嘎嘎乱叫。吉米·迪安坐在驾驶座上脖子断裂，多处骨折和肌肉撕裂。当时是下午西海岸时间五时四十五分。尼古拉斯·格拉珀，布朗克斯区的手淫大王在哪儿呢？”
“问我杰夫·钱德勒吧。”
“尼基，你在童年时代到处游荡，你现在是一个中年人了，应该回答得出的。”
“问我约翰·加菲尔德，问我蒙蒂·克利夫特。”
科特沙基斯整个儿就是一个大肉墩。他当过小理查德的私人保镖，进入本学院之前曾经是摇滚音乐会的保安队长。
埃利奥特·拉舍用一大块生胡萝卜向他扔去，然后问道：“你有没有在沙滩上晒了几天之后，让一个女人从你背上掀下晒脱的皮？”
“佛罗里达的可可比奇。”科特沙基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那算得上是我一生中第二或第三次最伟大的经历。”
“她裸体了吗？”拉舍问。
“只裸到齐腰。”科特沙基斯说。
“从哪一个方向开始？”拉舍说。
我看见格拉珀向默里扔过去一块饼干，他是像反手扔飞盘一样扔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