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必须大吃大喝。于是，铁匠镇上到处是肥胖的成人和儿童，个个有粗短的大腿，穿着肥大的裤子，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过。他们费力地从小汽车里钻出来。他们穿运动衫，全家一块儿外出跑步。他们脑满肠肥地招摇过市。他们在商店里、在汽车里、在停车场上吃，在大树底下吃，排队等公共汽车和买电影票时也吃。
似乎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免了这吃喝的狂热。虽然他们有时候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却身材苗条、面色健康—女人们精心修饰得整洁大方，男人们神色专一、衣冠楚楚—在超市的外面挑选购物车。
我穿过中学的草地，来到大楼的后面，向露天小体育馆走去。芭比特正在沿着体育馆的台阶往上跑。我在石条座位的头排坐下。天空布满了条纹状的云。她跑到体育馆的顶部之后停下来，两手放在高高的护墙上，身体斜伏在上面略事休息。然后，她转过身来往下走，乳房在胸前抖动。风吹动她那宽大的运动衣。往下走时，她张开双手的五指，按着臀部。她抬起脸，享受凉爽的空气，所以没有看见我。走到最底下的台阶时，她又转身面向座位，做起舒展头颈的运动。然后她重新开始往上跑。
她三次这样跑着上台阶，然后慢慢地走下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认真地做着这项运动，头发飘拂，双腿摆动，肩膀起伏。每次到达顶部她就俯身在护墙上，低着头，上身抖动。当她最后一次下来时，我到运动场边上去迎她。我拥抱了她，两手伸进她灰色的棉运动裤裤腰里。树梢顶上出现了一架小飞机。芭比特一身湿漉漉的汗，暖暖的，还发出一种小动物的嗡嗡声。
她跑步，她铲雪，她给澡盆和洗碗池堵缝。她与怀尔德一起做字谜游戏；每到晚上，她就在床上朗读经典的色情小说。我做什么呢？我转动垃圾袋，把它们拧起来；我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上几圈。我外出步行时，如果颠簸的车子悄然无声地跟着我，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会吓得像白痴似的跳起来。芭比特对狗和猫说话。我从右眼角瞥见彩色的光点。她计划着我们从不实行的滑雪旅行，满脸激动得放光。我步行上山到学院去，看见有些新家舍的车道两旁刷成白色的石头。
谁会先死？
这个问题居然像汽车钥匙在哪里一样，不时地冒出来。它使我们之间的一句话戛然而止，把相互的一瞥延长。我纳闷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就是性爱本质的一部分，是颠倒过来的达尔文主义，赐予未亡人忧愁和恐惧。或者它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某种惰性气体，像氖之类的稀有元素，具有熔点和原子量？我在煤渣跑道上用双臂搂住了她。孩子们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三十个穿鲜艳短裤的女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跳动着的一团物质。急促的呼吸，脚步落地时参差不齐的节奏。有时候，我想是我们的爱情缺乏经验，关于死亡的问题就成了理智的提醒，它治愈我们对未来的无知。简单的事物注定灭亡，或者那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我们看着女孩们又跑过来了。她们现在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脸上和特别的步态所表现的渴望中几乎没有一点儿沉重，因而能够轻轻落地。
马里奥特机场，市区旅行社，谢拉顿旅馆和会议中心。
回家的路上，我说：“比伊想在圣诞节来玩。我们可以让她跟斯泰菲一起睡。”
“她们俩认识吗？”
“她们在迪士尼乐园见过。不会有问题的。”
“你什么时候到过洛杉矶？”
“你说的是阿纳海姆吧。”
“你什么时候到过阿纳海姆？”
“你说的是奥兰多吧。到现在有三年了。”
“我那时在什么地方？”她说。
比伊是我与特薇迪·布朗纳结婚生的女儿，在华盛顿郊区刚刚开始上七年级。她在韩国住了两年，难以适应美国的生活。她上学乘出租车，给汉城和东京的朋友打国际长途电话。在国外时，她要吃番茄酱三明治和特里克斯牌的玉米条。现在，她用韭芽和虾米做哧哧响的饭菜，老是霸占特薇迪那饭店级别的煤气灶。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预订了中国饭菜，全家六口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是芭比特定下的规矩。她似乎认为，如果孩子们每周一个晚上与父母或继父母一起看电视，其效果就是让电视在他们眼中失去魅力，并使它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电视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脑筋的可怕力量就会减弱。这种推理让我模糊地感到自己被藐视了。事实上，这样度过的晚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微妙的惩罚。海因利希一声不响地坐着吃他的蛋卷。每次电视屏幕上有什么可耻或侮辱性的事情似乎要发生在某人身上时，斯泰菲都变得焦躁不安。她有一种为别人着急的博大胸怀。她常常会离开房间，直到丹妮斯向她发出场面结束的信号才回来。丹妮斯利用这种时候劝导妹妹要坚强，说人活在世上需要卑鄙无耻的厚脸皮。
每逢星期五，在电视机前坐了一晚上之后，我就埋首于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直至深夜，这成了我的正式习惯。
某个这样的夜晚，我上床之后，对躺在身边的芭比特说，校长早在1968年就曾经劝告过我，如果我想被严肃地当作希特勒问题的创新者，我就应该对自己的名字和外表下点儿功夫。他说杰克·格拉迪尼这名字不行，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可以用。我们最后商定，我应该创造几个额外的缩写首字母，称自己为J.A.K.格拉迪尼，这个标签使我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
校长警告我注意他所谓我对自我形象表现不力的倾向。他大力建议我增加体重。他要我“长大”，成为当之无愧的希特勒问题专家。他自己身材高大、下颚宽厚、红光满面、大腹便便，拖着一双大脚丫，一副呆鹅的样子，真是一个可怕的组合。我的优势是身材相当高，大手大脚，可是太需要块头了—或者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副不健康的超重模样，充垫过的、笨重庞大夸张的样子。他似乎是在说，如果我变得更丑，将大大有利于我的事业。
所以，希特勒赋予我成长和发展的目标；我有时已经在这么尝试。厚重的黑框眼镜和暗色的镜片是我自己的主意，这是因为我现任妻子要我不留蓬蓬松松的大胡子而做出的选择。芭比特说她喜欢J.A.K.这一组字母，并且认为这样做不是庸俗地惹人注意。对她来说，这几个缩写字母暗示着尊严、重要性和声誉。
我只是名字后面的虚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