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第一天出现的那一大片乌云，不仅笼罩了伦敦，而且笼罩了整个英伦三岛，漫天的乌云久久不散，对生活在其阴影下的人们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但也可以说这片乌云并未滞留很久，因为狂风不断地将它吹散。英格兰的气候似乎发生了变化，雨下得更为频繁，而且都是毫无规律骤然而来的阵雨，一阵雨刚停，另一阵雨转眼就到。当然，偶尔也出太阳，但阳光总被云雾遮挡着，空气中也弥漫着水气。所以，阳光不再明媚，暗沉的紫色、橙色和红色，取代了十八世纪色泽明快的景象。在这青紫色的阴郁天空下，青菜不再翠绿，白雪也显得灰蒙蒙的。而更糟的是，潮湿开始侵入每一座房子。潮湿，是最阴险凶狠的敌人，因为阳光可以用百叶窗来遮挡，寒冷可以用熊熊的炉火来驱赶，但潮湿是在我们酣睡时悄悄潜入的；潮湿，它鬼鬼祟祟，不知不觉，又无处不在。木柴受潮就会胀大，水壶受潮就会长毛，铁器受潮就会生锈，石头受潮就会腐蚀。这一过程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拉开抽屉，或提起煤桶，这些东西在我们手里散成碎片，我们才会想到或许是潮湿惹的祸。
于是，英国的生活秩序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谁也不知道这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这一变化造成的影响随处可见。从前，身强力壮的乡绅会坐在典雅的餐厅里，兴高采烈地品尝麦芽酒和牛肉，餐厅的古典风格设计也许出自亚当兄弟之手。但如今，健壮的乡绅在就餐时竟会觉得寒气逼人。他披上毛毯，蓄发留须，把脚背处的裤腿绑得紧紧的。但很快，这位乡绅腿上的寒气就蔓延到了他家里。他蒙上家具，遮住墙壁和桌子，所有东西都被蒙得严严实实。接着，饮食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松糕和脆饼被发明出来了，咖啡取代了餐后酒，而咖啡的出现，又引出了喝咖啡的客厅，咖啡厅又引出了玻璃橱，玻璃橱又引出了人造假花，人造假花又引出了壁炉台，壁炉台又引出了钢琴，钢琴又引出了客厅歌谣，客厅歌谣（我们跳过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又引出了无数小狗、地垫和瓷器饰品。家，无比重要的家，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户外，常春藤蓬勃生长、茂盛繁密，这也是潮湿造成的另一种后果。石砌房子曾经裸露的石块如今被青苔密密实实地覆盖上了。无论花园最初被设计得多么匀称齐整，如今每个花园里都灌木丛生，杂草遍地，幽深曲折。透进孩子们卧房的光线，自然是一片绿色，但却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绿。而成年男女活动的客厅，光线则必须穿过褐紫色的长毛绒窗帘才能照射进来。然而，变化并非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潮湿侵入了人们的内心。男人们感到了透心之寒。潮湿也侵入了他们的大脑。他们不顾一切地努力将自己的情感蜷缩在温暖一隅，使尽了各种招数。爱情、生命和死亡被裹在五花八门的华丽词藻里。两性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就连坦诚的交谈都不愿意，彼此刻意逃避对方，在对方面前掩饰自己。人类的繁殖力，也像屋外疯长的常春藤和常青树一样，蓬勃旺盛。大多数女人的一生就是接连不断地生孩子。十九岁嫁人，到三十岁时，已经育有十五个或十八个孩子，因为孪生儿到处都是。于是，大英帝国应运而生了。而绵延不断的潮湿，则在侵入木器的同时，也侵入了墨水瓶——句子越写越长，形容词泛滥成灾，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原本一篇专栏文章就足以表述的小事，如今可以洋洋洒洒写成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生性敏感之人的思想受到了这一切的影响，却又无力阻止这一切，对此，尤西比厄斯·查布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证人。在他回忆录将近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一天上午，在写了三十五页空洞无物的文字之后，他拧上墨水瓶盖，来到花园里散步。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陷入了灌木丛的重围之中。密密麻麻的树叶在他头顶上方沙沙作响，闪着异彩。他觉得自己“脚下仿佛踩碎了成千上万的霉菌”。花园尽头燃着一堆篝火，受潮的木柴正滋滋地冒着浓烟。他想，即便穷尽世上之火，要将这片蓬乱浓密的植物燃烧殆尽，也是徒劳无望。他放眼望去，杂草藤蔓疯狂地蔓延，黄瓜“在草地上蜿蜒爬行到了他的脚边”。巨大的花椰菜顺着露台层层攀高，在他不清晰的想象中，花椰菜的高度都赶上榆树了。母鸡们不停地下蛋，却从未下过彩色的蛋。此时，他唉声叹气地想起了生育力旺盛的自己和可怜的妻子简，此刻，简正在屋里经历着第十五次分娩的阵痛。他扪心自问，还有什么资格去责怪那些母鸡呢？他抬头望天，动植物的繁衍系统，难道不正是上苍，或被称为天堂之门的上天，所应允或鼓励的吗？望茫茫苍穹，无论冬夏，年复一年地乱云飞卷，乌云翻滚，那大块云朵有点像鲸鱼，他想，但更像大象。可这个比喻也不确切，因为有一个更清晰的比喻萦绕在他的脑海，那就是万里长空宛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羽毛床，在英伦三岛的上空绵延铺展。繁殖植物的花园、繁殖人类的卧室，以及繁殖禽类的鸡窝，都不过是那张羽毛大床的平庸的翻版。他走进屋里，写下了上面这段话，然后把自己的头靠在瓦斯炉上。人们后来发现他时，他已经死去。
这种变化传遍了英国每一个角落，但奥兰多却猫在她布莱克弗雷尔的家中，自欺欺人地以为一切如故，以为还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穿裤子就穿裤子，想穿裙子就穿裙子。不过久而久之，即便她，也不得不承认时代真的变了。十九世纪初的一个下午，她坐着自己那辆老式的装有镶板的马车，经过圣詹姆斯公园。一缕难得的阳光，挣扎着穿透云层，照到大地上，在穿过云层的一刹那，将云彩晕染得异彩斑斓。自从十八世纪那种碧空万里的清澈天空不复存在以后，眼下这番景致简直就是奇观了，她不由得拉开窗户，观赏起来。那暗褐色和火红色相间的云彩，使她心酸地想起了爱奥尼亚海濒死的海豚，这说明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深受潮湿的侵害。然而，令她惊异万分的是，在那一缕射到地面的阳光中，幻化出了，抑或是映照出了，一座金字塔，一场百牲祭，或一堆战利品（那气氛仿佛是一场盛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如今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地方！在一个饰有黄金花叶但已经被腐蚀了的巨大十字架上，悬挂着寡妇的丧服和新娘的婚纱；水晶宫殿、婴儿摇篮、军用头盔、悼念花圈、长裤、胡须、婚礼蛋糕、加农炮、圣诞树、望远镜、已经灭绝的怪物、地球仪、地图、大象和数学仪器，相互纠缠着堆在一起，仿佛一个巨大的盾牌，被两个人左右支撑着，右边是一位穿着飘逸白裙的女子，左边是一位身着礼服和肥腿裤子的彪形大汉。毫不相称的东西被放在一处，衣冠楚楚与袒胸露背组合在一起，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彩格呢混成一体，这一切大大败坏了奥兰多的兴致。她一生中从未见到如此丑陋、如此令人厌恶、又如此高大威武的东西。也许是阳光透过被水气浸润的空气时幻化出了这一切，一定是的。一阵微风吹过，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当她驱车经过时，她却觉得这一切仿佛将注定永存。她缩回马车的角落里，她认为，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摧毁这个花里胡哨的庞然大物，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电闪雷鸣，抑或阳光暴晒，都永远也摧毁不了它。只是它的鼻子会泛出些斑点，它的喇叭会生点锈，但它却将永远屹立，并张牙舞爪地指向四面八方。当马车驶上宪法山时，她回首望去，没错，它就在那里，在阳光下泰然自若地闪烁着异彩，她掏出怀表，此刻正是中午十二点。没有比这庞然大物更索然无味、更冷漠无情的了，它对黎明和黄昏的景致无动于衷，它一心想要永世长存。她决意不再看它一眼。她感到自己血液的流淌已经变得缓慢惰怠，无精打采。但更奇怪的是，她经过白金汉宫时，当目光在一种超自然力的驱使下，落在了自己膝盖上时，她的脸泛起了红晕，那是一种罕见的鲜艳的红色。她猛然发现自己穿着黑色的长裤，不由大惊失色。她就这样满面羞红地回到了自己的庄园。四匹马跑了三十英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奥兰多的脸一直都是红的，这足以证明她有多么纯洁了。
一回到庄园，她就从床上抓起一条锦缎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这是她最迫切想要做的。她对巴托洛莫寡妇解释说，她觉得冷极了。巴托洛莫寡妇是新任的管家，接替善良的老格里姆斯蒂奇太太。
“我们大家都觉得冷，夫人，”那寡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连墙壁都在冒汗，”她那种心安理得的口气，令人好奇，也令人沮丧。的确，她刚刚把手放到橡木墙板上，那里就出现了手指的水印。常春藤在窗外肆虐疯长，许多窗户现在都打不开了。厨房里一片昏暗，几乎难以辨清哪个是水壶，哪个是锅子。人们曾误将一只可怜的黑猫当作煤块儿，将它铲进了燃烧的炉火里。虽然是8月里，但女佣们大多都穿着三四层红色法兰绒的衬裙。
“夫人，”那善良的女人双臂抱肩，金色的十字架在她胸前一起一伏，“你们把女王穿的那东西……愿上帝保佑女王……叫做什么来着？”这善良的女人红着脸，迟迟疑疑地问道。
“裙撑，”奥兰多替她说了出来（她住在布莱克布雷尔时就听说过这个字眼儿了）。巴托洛莫太太点点头。泪水已经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但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微笑着。因为哭是快乐的。她们不都是脆弱的女人吗？穿上裙撑，不是可以更好地掩饰某种事实吗？某种唯一需要掩饰的、重要且又可悲的事实，某种每一个端庄女子都竭力否认直至否认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女人怀孕即将生育的事实。其实，女人一生要生育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因此，她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掩饰怀孕这一事实上，直至真相大白。而这种情形每年至少有一次。
“松糕还热乎着呢，”巴托洛莫太太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放在苏（书）房里了。”
于是，奥兰多此刻裹着一床锦缎被子坐着，面前放着一碟松糕。
“松糕还热乎着呢，放在苏房里了，”奥兰多拿腔拿调地模仿着令人反感的伦敦东区口音，虽然巴托洛莫太太已经很注意修饰自己的口音了。奥兰多喝了一口茶，哦，不，她讨厌这种寡淡无味的饮品。她记得，就在这间屋里，伊丽莎白女王叉着腿站在壁炉旁，手里捧着一壶啤酒，当伯格雷勋爵在说话时不小心用了祈使句而不是虚拟句时，女王猛地把酒壶砸在桌上，“小家伙啊，小家伙，”奥兰多仿佛听见她在说，“对君王可以用‘必须’这个词吗？”桌面上至今仍留有酒壶砸出的痕迹。
一想到伟大的女王，奥兰多不禁一跃而起，但被子绊住了她，她咒骂了一声，跌回到自己的扶手椅里。她想，明天她必须去买二十码长或更长尺寸的黑色毛呢，做条裙子。然后，还得去买一个裙撑（她的脸红了），再买一个婴儿摇篮（她的脸又红了），接着，再买一个裙撑，再买一个摇篮，如此循环往复……她脸上的红晕时而泛起，时而褪去，端庄和羞怯在其内心的微妙变化，可想而知。人们可以感觉到时代之风正吹拂着她的脸庞，时而炽热，时而寒冷。即便这时代之风吹得有点不正常，即便她尚未嫁人就已经先为裙撑而脸红，我们也可以原谅她。因为她的性别处于模棱两可的境地（她的性别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而且她一直过着非同常人的生活。
终于，她的脸色恢复了常态，而时代之风——如果真有时代之风的话——也暂时平息了。这时，奥兰多伸手在衬衣里摸索，似乎在寻找一段失落情感的信物。可她掏出来的，却是一卷纸，纸上有海水浸过的水渍，还有血迹和旅途的风尘。那是她的诗稿《大橡树》。这么多年来，她随身揣着它，周游四方，历经艰险，诗稿的纸张大多已是污迹斑斑，残缺不全。与吉普赛人同住时，她苦于没有书写纸，不得不在页边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写满了字，直到手稿看起来像一块百衲布，缀满了密密麻麻针脚缝出的补丁。她翻到第一页，上面是她少年时的稚气笔迹，写着日期，1586年。她一直在写这部诗稿，迄今已近三百年了。是该收尾的时候了。她翻阅着诗稿，跳跃式地浏览全诗，边看边想，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变化其实微乎其微。她曾是个郁郁寡欢的少年，像所有青春年少的人一样，对死亡充满好奇。后来她成了多情的翩翩公子，再后来，她变得机智又尖刻。她尝试过散文体，也尝试过戏剧体。但无论如何变化，她认为，她依然故我。她仍旧常常郁郁沉思，一如既往地喜爱动物和大自然，而乡野风光和四季美景，依然令她激情澎湃。
1840年左右的奥兰多
“说到底，”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什么都未改变。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花园也还是原来的花园。一把椅子都没挪动过，一件小饰品也没有被变卖过。小径，草坪，树木，池塘，都是原来的模样，我敢说，就连池塘里的鲤鱼也还是原来的。不错，如今坐在王位上的是维多利亚女王，不再是伊丽莎白女王了，可那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种想法刚一冒头，房门就猛地敞开了，仿佛是对她这种念头表示不满。男总管巴斯克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管家巴托洛莫太太，他们是来收拾茶具的。奥兰多刚刚用笔蘸了墨水，正准备把自己关于万事万物亘古永存的思考写下来，可是落笔之处，那一滴墨汁竟在纸上向四周慢慢化开，化成了一个墨团。她十分恼火，心想一定是羽毛笔出了问题，笔裂开了，或是粘上了脏东西。于是，她重新蘸了墨水，可落笔在纸上时，化开的墨团竟更大了。她试图循着自己刚才的思路写下去，但脑海里已是空白一片。后来，她就开始在那个墨团上涂涂画画，给墨团画上了翅膀和胡须，直到把它画成了一个脑袋圆圆的怪物，有点儿像蝙蝠，又有点儿像袋熊。至于写诗，有巴斯克特和巴托洛莫太太在屋里转悠，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不可能”三个字刚一出口，令她惊愕不已的是，那支笔竟开始曲线形地游走，旋转跳跃，流畅无比地写了起来。她面前的纸上出现了工工整整的意大利斜体字，而写出的却是她此生读过的最平庸乏味的诗句：
我只是疲惫的生活之链中
微不足道的一环，
但我曾说过的神圣话语
啊，绝不会只是虚妄之言。
年轻的姑娘，当她的眼泪
为思念爱人而流的泪水
在月光下孤单地闪烁
她将喃喃低语——
她不停地写啊写，全然不顾巴托洛莫太太和巴斯克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嘀嘀咕咕，给壁炉添柴，把松糕端走。
她蘸了蘸墨水，继续奋笔疾书——
她不再是昔日容颜，那片柔软的淡红色云彩，
曾晕染了她的面颊，犹如晚霞
悬挂在天边，闪烁着蔷薇花的色泽，
如今却苍白黯然，骤然又光彩明亮
在燃烧的红晕，和墓室的烛光映照下。
写到这里，她猛一下将墨水泼到了纸上，散开的墨汁将那些文字隐没，她希望这些文字永不示于人前。她浑身颤栗着，心烦意乱，她感觉到墨汁在失控灵感的宣泄下汩汩流淌，再没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了。她究竟怎么了？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潮湿，还是因为巴托洛莫太太和巴斯克特？她想知道答案。但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回答她，只有雨点打在常春藤上发出的嘀嗒声。
此刻，她站在窗前，一种非同寻常的刺痛和颤栗传遍周身，她觉得好奇怪，仿佛她的身体就是千万根金属丝弦，有微风拂过，或指尖掠过，在弦上弹奏着音阶。她一会儿觉得脚趾刺痛，一会儿刺痛又传到了骨髓。她股骨周围的痛感更是诡异至极。她的头发似乎也竖了起来，她的双臂发出嗡嗡和嘣嘣的声音，就好像二十年后发明的电报线。但所有的痛楚和颤栗，最后都集中到了她的两只手上。然后聚集到一只手，一根手指，最后，围绕着左手的中指，缩成一圈，微微震颤不息。她抬起那根手指仔细端详，却并无异样，惟有伊丽莎白女王送她的那枚硕大的翡翠戒指，形单影只地套在手指上。这还不够吗？她自问。那枚戒指光泽透亮，至少值一万英镑。但那震颤不息的抖动似乎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告诉她，不够，这还不够。接着又用拷问的语气，追问道，你还缺少什么？还疏漏了什么？直问得可怜的奥兰多对自己的左手中指感到羞愧难当，却又全然不知究竟何故。这时，巴托洛莫太太进来问她，晚餐时穿什么衣服，奥兰多敏感地瞥了一下巴托洛莫太太的左手，她之前从未注意过这个细节。结果一眼就看到巴托洛莫太太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粗大的黄疸色戒指，而她自己的无名指上，却空空如也。
“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巴托洛莫太太，”奥兰多伸出手去，想把戒指摘下来看。
巴托洛莫太太吃了一惊，仿佛胸部受到流氓无赖的袭击一般，吓得后退两步，握紧拳头，挥舞着，神情庄重。“这可不行，”她郑重其事地说。女主人如果乐意的话，看一看是可以的，但若要摘下她的结婚戒指，就是大主教，教皇，或是在位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休想强迫她。自从她的托马斯把这枚戒指戴上她的手指，迄今已有二十五年零六个月零三星期。她睡觉时戴着它，干活儿时戴着它，洗澡时戴着它，祷告时戴着它。她下葬的时候也准备戴着它。因为情绪激动，这番话她说得结结巴巴，但奥兰多明白，她想说的意思其实是，凭着这枚结婚戒指的光辉，她将归属于天使，而一旦这枚戒指离开她，哪怕只有一秒钟，它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上苍怜悯我们吧，”奥兰多说。她站在窗前，看鸽子在窗外嬉闹，“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世界的纷繁令她眼花缭乱。此刻在她眼里，整个世界都戴着金光闪闪的戒指。她去餐厅，结婚戒指满目皆是；她去教堂，结婚戒指随处可见。她乘车出门，看到每人手上都戴着隐隐发光的戒指，有黄金的，铜的，纤细的，粗大的，或款式朴素，或线条流畅。珠宝店里的戒指更是琳琅满目，那些戒指不是奥兰多收藏的那种闪光玻璃和钻石的，而只是简简单单一个环，上面没有嵌任何宝石。与此同时，她注意到城里开始流行一种新时尚。从前，人们常常会撞见小伙儿和姑娘在欧楂树篱下嬉闹调情，奥兰多曾用自己的鞭子教训过好多对这样的男女，然后哈哈笑着离开。如今，一切都变了。一对对男女勾肩搭背、手指相扣，如胶似漆地搂在一起，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常常是马的鼻子撞到了他们，他们也不愿分开，只是相拥着稍微往路边移一移。奥兰多惟有猜想，大概是人类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一对一对如胶似漆地黏在一起，是谁做的媒呢？何时做的媒呢？她无从猜想。似乎并非大自然所为。她观察那些鸽子、兔子和猎犬，看不出大自然在它们身上作了丝毫改变，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直至今日，它们依然如故。这些牲畜之间，并非粘在一起不可分开。那么，是维多利亚女王？或是墨尔本勋爵？他们才是人类婚姻取得重大突破的始作俑者？可是，她想，维多利亚女王喜欢狗，而墨尔本勋爵，她听说他迷恋女人。男女身体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令她觉得奇怪——令她反感。这里面有某种东西与她对风化和洁净的看法相抵触。在她思考的过程中，那根手指一直在刺痛着，颤抖着，使她几乎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纷乱的思绪像女仆的梦幻，令人浑身瘫软，意乱情迷。奥兰多的脸庞为此泛起了红晕。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是去买一只那种丑陋不堪的指环，像别人那样套在手指上罢了。她真的去买了一个，然后躲在窗帘阴影处，羞愧难当地偷偷把它套在了手指上。但却无济于事，刺痛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肆虐，更加猖獗。那天晚上，她彻夜未眠，翌日清晨，当她提起笔来，想写些什么，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墨水滴在纸上，化成一摊又一摊湿漉漉的墨渍。抑或，比这更可怕的是，笔尖蜿蜒游走，缓缓前行，写下的都是对年少夭亡和腐败枯朽的感慨。这比脑子里一片空白还要糟糕，因为，写作似乎并非是用我们的手指，而是用我们的全部身心，奥兰多就是如此。控制笔的神经牵扯着我们肌体的每一处纤维，抓心挠肝，撕心裂肺。问题虽然出在她的左手上，但她却感到痛楚传遍了周身。最终，她万般无奈，惟有彻底妥协，顺应时代潮流，找一位丈夫。
这样做显然有悖于她的天性。当初大公的马车轮子声渐渐消失的时候，她呼喊的是“生活！恋人！”而不是“生活！丈夫！”而且，正是为了追寻这一人生目标，她才住到城里，周旋于社交界，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叙述的。然而，时代精神是不可战胜的，逆者亡，顺者昌。奥兰多固执地坚守伊丽莎白时代、复辟王朝时代和十八世纪的时代精神，甚至到了意识不到时代已经变迁的地步。而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与她的天性又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她被击垮了，败下阵来，她意识到，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她，这回败在了十九世纪的手中。也许人的天性归属不同的时代，有的人生逢其时，有的人则生不逢时。此时的奥兰多，已是三十一二岁的成熟女性，她的性格已经定型，强行去做有悖自己天性的事，实在令她难以忍受。
所以，她愁容满面地站在起居室的窗前（巴托洛莫太太用起居室这个词来称呼书房了）。她已经顺应时代潮流，拖曳起沉重的裙撑。她从未穿过如此沉重、如此拖沓的衣服，还如此碍手碍脚。她再也不能带着她的猎犬，大步流星地走在花园里了，再也不能轻盈地跑上山坡，扑倒在大橡树的脚下了。她的裙摆拖曳在湿漉漉的树叶和稻草上。一阵微风，就能将插着翎毛的帽子吹走。薄底的鞋子走几步就会湿透，满是泥泞。她的肌肉失去了弹性，她变得有点神经质，总觉得护墙板后面躲着贼，而且，生平第一次，她居然害怕在长廊上撞见鬼。所有这一切，都一步一步逼着她屈服于这个时代的新发现，即无论男女，都注定要与一位异性共此一生，相伴相随，白头偕老。她觉得，相互依赖，毕竟是一种慰藉。相伴着或坐或躺，甚至长眠不醒，也很安逸。纵使她过去多么自傲，如今也顺从了时代精神。而且，当她情绪低落、脾气古怪时，原先那无孔不入、蛮横霸道的刺痛，竟变成了悦耳的旋律，仿佛天使用雪白的手指在拨弄竖琴的琴弦，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天使般的纯净和美之中。
但谁是她的依靠呢？她问瑟瑟的秋风。眼下已是10月，依然阴湿多雨。她要依靠的这个人不是大公，因为他早已娶了一位显赫的贵妇，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罗马尼亚狩猎野兔；也不是M先生，他皈依了天主教；也不是C侯爵，他正在波坦尼湾缝麻袋；也不是O勋爵，他早就成了鱼儿嘴里的美餐；出于种种原因，她从前的好友，如今都不在了。而德鲁里巷那些叫奈尔和凯蒂的姑娘们，她虽然很喜欢她们，但也很难成为依靠的对象。
“我能依靠的人是谁呢？”她问。她抬眼望天，天上乱云翻滚。她跪在窗台上，十指相扣，俨然一位楚楚动人的弱女子。她做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就好像她的笔书写起来也是我行我素。因此，刚才提问的不是奥兰多，而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不过，无论提问的是谁，都没有答案。在秋日紫罗兰色的云彩里，乌鸦时而俯冲，时而飞升，扑腾翻飞着。雨终于停了，天边露出了一道彩虹，这番景致深深地吸引了奥兰多。乘晚餐还没开始，她戴上插着翎毛的帽子，穿上那双精巧的系带鞋子，到户外散步去了。
“人人都成双成对，惟我孤身一人，”她心中默念着，郁郁寡欢地从庭园里走过。到了夜晚，天上的乌鸦，甚至猎犬卡努特和皮平，似乎都会有一个偶伴，即便只是露水夫妻。“而我，作为它们的女主人，却是孑然一身，无所依傍，孤孤单单。”奥兰多如此思忖着，从大厅边上走过，一扇扇彩色图饰玻璃窗从她眼前掠过。
这种想法，她以前从未有过，但如今，却把她击垮了，躲也躲不开。她没有像从前那样砰地把门推开，而是用戴着手套的手轻叩大门，等守门人为她把门打开。人必须有所依靠，她想，哪怕依靠的是一位守门人。她有点动心，想留在这位守门人身边，和他一起在通红的炭火上烤肉排。但她没有勇气说出口。于是，只好又独自折回花园散步去了。起初，她有点躲躲闪闪，生怕被那些偷猎者，或猎场看守人，或役童看见，倘若他们看到她这样一位贵妇竟独自一人四处闲逛，会大惊小怪的。
她每走一步，都神经质地四处张望，唯恐金雀花丛后面躲着个男人，或有一只野牛埋头朝她冲过来，用牛角把她挑起来抛向空中。但其实只有乌鸦在天空傲然地盘旋。一根铁青色的羽毛从它们身上落下来，飘到了石南树丛中。她喜欢野禽的羽毛，从小就收藏禽类的各种羽毛。此刻，她拾起这根羽毛，插在了帽檐上。清风吹拂着她，令她的精神振作了几分，兴致也高了。乌鸦在她头顶上盘旋飞翔，一片又一片羽毛飘落下来，在淡紫微醺的空气中闪着异彩。她拖曳着长长的斗篷，尾随着这群乌鸦，穿过一片荒草地，爬上了一个山坡。她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走这么长的路了。她从草地上拾起了六根羽毛，她把羽毛夹在指缝间，贴在嘴唇上，感受羽毛的光洁滑爽。这时，她看到山坡的一侧有粼粼的波光闪烁，那是一潭银色的水池，很像当年拜德维尔爵士把亚瑟王的宝剑抛进去的那个神秘湖泊。一片孤零零的羽毛微微颤抖着飘落在了湖心。奥兰多感到一阵奇异的欢喜传遍周身，在奇思异想中，仿佛自己一路尾随着这群乌鸦来到了世界尽头，扑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在那里，当盘旋在她头顶的乌鸦发出阵阵嘶哑的笑声，她喝下了忘情酒。她加快脚步，跑了起来。石南树粗大的树根绊倒了她，她摔倒在地。脚踝跌伤了，她站不起来。但她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香桃木的气味和草场的芳香扑鼻而来，乌鸦嘶哑的笑声在耳边回荡，“我找到我的终身伴侣了，”她喃喃自语道，“就是这片荒草地。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轻声说道。她如痴如醉地依偎在草地冰冷的怀抱中，蜷缩在斗篷里，躺在池塘边的一个低洼处。“我将长眠于此（一片羽毛飘落在她的额头），我找到了我的绿色桂冠，它比海湾还要碧绿，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滑爽，上面覆盖着野禽的羽毛——猫头鹰和夜莺的羽翎。我将沉浸在光怪陆离的梦幻中。我的手指不会戴上结婚戒指，只会缠上草根。”她说着，褪下了手指上那枚戒指。“啊，”她长吁一口气，舒舒服服地把头枕在湿软的草皮上。“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幸福，却总也找不到。功名，成了过眼烟云，爱情，又不知何在，生命——算了吧，死了更好。”她接着想，“我认识那么多男男女女，却从未真正了解过谁。所以，我最好还是面朝青天，长眠于此——就像多年前那些吉普赛人说的那样。当时是在土耳其。”她直直地望向天空，乱云翻滚，卷成了奇妙的金色泡沫，接着，她看见了一条小路，有一队骆驼正沿着这条小路穿过被红彤彤沙尘笼罩着的戈壁荒滩。驼队过去以后，只剩下巍峨的群山，奇峰林立，峭壁上沟壑纵横。幻觉中，她仿佛听到山间小道上传来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声，看到山的怀抱里遍地都是鸢尾花和龙胆草。这时，天色变了。她的视线缓缓向下移动，直到雨濛濛的灰暗大地映入眼帘。她看见了英格兰南丘的那一大片山冈，沿着海岸线逶迤绵延；海洋将陆地分开两边，海面上船舰穿梭往来。她在幻觉中听到隆隆炮声从远方的大海上传来，起初她以为“是西班牙无敌舰队”，但又一想，“不对，应该是纳尔逊。”她这才想起那些海战早已结束，那些往来船只无非是些商船。而蜿蜒的河面上那点点白帆，都是游艇。她还看见，黑黢黢的旷野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羊群和牛群，她看见农舍里纷纷点亮了灯火，而在牛群和羊群中来回游移的亮光，是牧羊人和牧牛人的手提灯。接着，灯火熄灭了，星星亮起来了，一闪一闪缀满了夜空。她脸上盖着湿漉漉的羽毛，耳朵贴着大地，正欲昏昏睡去，却听到从大地的深处传来锤子敲打铁砧的声音，抑或是心跳声？嗒嗒嗒，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抑或是大地的心脏在咚咚跳动，听到后来，她听出那是奔跑的马蹄声，一，二，三，四，她默数着，她听到那马绊了一下，然后，越跑越近了，她能够听到树枝被折断的声音，还有马蹄陷进泥沼的声音。当马几乎踩到她身上的时候，她坐了起来。在黎明斑驳昏黄的天光映衬下，她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身影骑在马上，凤头麦鸡围着他上下飞舞。那男子吃惊地勒住了马。
“夫人，您受伤了！”他一声惊呼，跳下马来。
“我已经死了，先生！”她答道。
几分钟后，他们订了婚。
翌日清晨，当他们共进早餐时，他告诉她，他叫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是一位骑士。
“我知道！”她说，因为他身上有某种浪漫、侠义、热情、忧郁且又坚毅的气质，正配拥有一个如此古怪，仿佛长着黑羽毛一般的名字——这名字令她脑海里浮现出乌鸦翅膀上那铁青色的光芒，它们嘶哑的笑声，以及羽毛从它们身上飘落到银色湖水中时，那蛇一般扭曲旋转的样子。还有其他种种，我们马上就会描述到。
“我叫奥兰多，”她说。他已经猜到了。他解释说，因为人们但凡看到一艘船披着阳光、扬着风帆、气宇轩昂地从南太平洋驶来，横跨地中海，立刻就会说，“那是奥兰多。”
事实上，虽然他们认识不久，但在一些重要事情上，他们彼此只需最多两秒钟，便能猜透对方，恋人们之间通常正是如此。现在只剩下一些琐碎细节需要相互了解了，比如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是乞丐还是腰缠万贯。他告诉她，他在赫布里底群岛有一座城堡，但如今已破败不堪，餐厅成了塘鹅饱食大餐的地方。他曾当过兵，当过水手，还曾到东方探险。眼下他正在赶往法尔茅斯的途中，那里有一艘双桅船在等着他。但现在风停了，只有刮西南风的时候，他才能出海。奥兰多听罢，马上转头看窗外的风向标，幸好，指示风向的金豹尾巴稳稳地指向正东。“啊！谢尔，别离开我！”她喊道，“我那么一往情深地爱着你，”她说。但她的话刚一出口，便有一丝可怕的怀疑同时产生在他们两人心里。
骑士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
“你是女人，谢尔！”她喊道。
“你是男人，奥兰多！”他喊道。
接着就是辩解和表白，那情景亘古未有。待风平浪静后，他们再次坐下来，她问他，刚才说的西南风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究竟要去哪里？
“去合恩角，”他简要地答道，脸红了（男人也像女人一样会脸红，只不过原因大相径庭）。凭她不断的追问，凭她自己的直觉，她终于搞明白，原来他毕生都在从事一件危险但却了不起的探险——顶风绕着合恩角航行。桅杆被折断，船帆被撕成碎片（在她的逼问下，他才承认了这些）。有时，船沉没了，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坐在木筏上漂浮，手里只剩一块饼干。
“如今男人只能做做这种事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舀了一大勺草莓酱放在嘴里。她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桅杆断了，天旋地转，这个男孩（他比她年轻）一边吸吮着薄荷（他最喜欢薄荷了），一边大声吼叫着，命令砍下桅杆，扔到海里去。这情景令奥兰多的双眼盈满了泪水，她觉得这泪水，比她从前流过的所有眼泪都要甘醇。“我是女人，”她想，“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了。”她衷心感谢邦斯洛普带给她如此珍贵、如此突如其来的喜悦。倘若不是因为她的左腿瘸了，她就坐到他的膝上去了。
“谢尔，亲爱的，”她开口说道，“告诉我……”他们就这样聊了两个多小时，聊的可能是合恩角，也可能不是。记下他们的谈话并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之间相知甚深，可谓无话不谈，也无话可谈；他们可能说一些无聊的琐事，比如如何做煎蛋饼，在伦敦的哪家店能够买到最好的靴子，这些事本身固然有其内在的迷人之处，可一旦离开了说话的场景，便黯然失色。根据精明的经济学原理，现代社会可以摒弃语言了；既然一切表达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最寻常的表达就足够了。所以，最普通的对话往往是最有诗意的，而最有诗意的对话，恰恰是难以诉诸文字的。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在此处留下一大片空白，但此处无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他们之间的这种谈话又持续了好几天。
“奥兰多，亲爱的，”谢尔刚要说下去，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男总管巴斯克特进来通报说，楼下来了两位警官，是来送女王签署的文件。
“带他们进来，”谢尔莫丁果断地说，仿佛是在自己的甲板上，他站起身来，站在壁炉前面，下意识地把手背到身后。两位身穿墨绿色制服、别着警棍的警官走了进来，笔挺地站着。相互行过礼后，他们遵命把一份法律文件交到了奥兰多的手里。从文件上的封蜡和缎带，以及接受文件时的宣誓和签名来判断，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
奥兰多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用右手食指指着文件中的关键性文字，边念边说：
“判决结果出来了，”她大声念着文件中的相关文字……“有些判决对我有利，比如……，还有些对我不利。我在土耳其的婚姻被宣告无效（谢尔，那时我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她解释道）。子女属于非婚私生（他们说我与一个叫佩皮塔的西班牙舞女生了三个孩子），因此没有继承权，这太好了……性别？哦！关于性别是怎么判的？”她神情庄重地大声念道，“我的性别，被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宣判为（刚才我怎么对你说来着，谢尔？），女性。被扣押的财产全部归于我的名下，由我的男性后嗣世代相传，或者，在未婚的情况下……”念到这里，她开始对法律文件这种啰啰嗦嗦的表述很不耐烦，说道，“我不会有未婚的情况，也不会没有子嗣，所以后面就不用念了。”于是，她在帕麦斯顿勋爵的签名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必为身份、庄园和财产而烦恼了。但这场官司耗资巨大，她的财产已经大大缩水了。所以虽然她重又尊贵无比，但也不过是位没落贵族。
人们得知了判决结果后（当时以传闻方式传播消息的速度，要比现在的电报快得多），整个城镇都沉浸在一片沸腾之中。
［人们把马套上四轮马车，把空空的马车赶到大街上，满街都是大大小小的马车川流不息，不为别的，只为了表达不平静的心情。有人在公牛酒吧演讲，有人在牡鹿酒吧辩论。全城上下灯火通明。金匣子被锁进了玻璃橱里，钱币被藏在了石头底下。医院被创办起来了，还创办了老鼠和麻雀俱乐部。集市上烧毁了不少土耳其女人的肖像，还有不少形象粗鄙的小伙子肖像，他们嘴上都贴着字条，上面写着“我是卑鄙的冒牌货”。不久，人们就看见女王的乳白色小马一路小跑而来，带来了女王的指令，邀请奥兰多当天晚上去女王的城堡共进晚餐，并于晚上留宿城堡。奥兰多的桌上又像从前那样，请帖如雪片般飞来，有R伯爵夫人的，Q夫人的，帕麦斯顿夫人的，P侯爵夫人的，W·E·格莱斯顿太太的，还有其他人的请帖，她们恳请她光临，并提醒她，她们家族与她的家族世代交好，她们与她本人也颇有交情］——以上这些内容放在括号里表述比较合适，因为这些在奥兰多的人生中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她并不理会这些，只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当烧毁肖像的火焰在集市上熊熊燃烧时，她正与谢尔莫丁一起在幽暗的树林里享受两人世界。气候十分宜人，树枝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静静地伸展开来，偶尔有一片树叶飘零，那红艳金黄的树叶在空中悠悠荡荡，飘飘忽忽，差不多半小时以后，才终于落在了奥兰多的脚背上。
“马尔，”她说（这里必须作一解释，每当她用他名字的第一个音节来称呼他时，她正处于一种梦幻迷离、含情脉脉、百般温顺的状态，乖巧听话，有点儿懒洋洋的，就像焚烧的香木。此时正是傍晚时分，还没到更衣的时候，感觉外面湿漉漉的，所以树叶上有亮晶晶的水珠，好像有一只夜莺在杜鹃花丛中啼鸣，远处的农庄传来几声狗吠，几声鸡叫——从这些情境中，读者可以想象奥兰多当时说话的语调）——“马尔，给我讲讲合恩角吧，”她说。于是，谢尔莫丁就会用树枝，枯树叶，以及一两个空蜗牛壳，在地上搭出一个合恩角的模型。
“这是北，”他说，“那是南。风就从这附近刮来。双桅船向正西方航行；我们刚刚把后桅的帆放下来，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有草的地方，船遇到了洋流，就在……水手长，我的地图和指南针呢？——啊！谢谢！你看，就是在蜗牛壳这儿遇到了洋流。洋流在船的右舷，我们必须给桅杆装上索具，不然船就会向左舷倾斜，就是山毛榉树叶这儿——你得明白，亲爱的——”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而她也会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字，并心领神会。其实，即便他不说，她也能想见： 波光粼粼的海面，冰凌打在横桅索上发出叮当的声音，他顶着狂风爬上了桅杆顶端，在那里，他想明白了人的宿命；他从桅杆上爬下来，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上岸后，他被一个黑人女子纠缠，后来他悔悟了，设法脱了身；他读帕斯卡尔；决定写一部哲学著作；他买了一只猴子；他与别人辩论什么才是生命的归宿；他决定参加合恩角的探险；等等，等等。凡是他所说的，她都明白。所以，当他说到历险经历中饼干吃完了那一段时，她的回应是，“是啊，黑人女子很会勾引人，对吗？”他惊喜地发现，她对他话里面的含义竟能如此心领神会。
“你肯定自己不是男人吗？”他会焦虑不安地问。而她则反唇相讥。
“你怎么可能不是女人？”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加以验证。因为两人之间这么快就心心相印，实在令人惊奇，而且，女人竟会像男人一般宽容、坦率，而男人竟也会像女人那样古怪、敏感，对此，两人都觉得有必要立即验证一下。
于是，他们会继续交谈，抑或说，是相互理解对方。在语言日益不堪思想之重负的时代，理解是谈话的主要艺术，不然怎么能明白，“饼干吃完了”的意思，就是“刚读完十遍贝克莱主教的哲理，就躲在暗处与黑人女子接吻”。（由此可见，只有最渊博的文体大师才能把真理讲清楚，如果遇到一位文笔简练的作家，人们会马上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没水平的家伙在撒谎。）
于是，他们就这样交谈着，直到奥兰多的脚背上盖满了斑驳的树叶。她站起身来，独自往树林的深处走去，把邦斯洛普留在一堆蜗牛壳中，摆弄合恩角的模型。“邦斯洛普，我走了，”她说。当她用“邦斯洛普”称呼他时，就是在告诉读者，她此刻陷入了孤单寂寞的心境，觉得他们两人不过是沙漠中的两粒尘埃。她一心盼望着独自去面对死亡，因为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可能死在餐桌上，或死在秋天的树林里，比如此刻。纵使篝火熊熊燃烧，纵使帕麦斯顿夫人和德尔比夫人每晚都邀请她赴宴，但对死亡的渴求依然压倒了她，所以当她说“邦斯洛普”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死了”。她幽灵一般地穿行在惨白瘆人的山毛榉树林里，在幽僻的树林深处游弋，仿佛万籁俱寂，万物凝滞，而她此刻可以毫无牵挂地上路了——读者可以从她说“邦斯洛普”时的声调中，听出这一切。为了说得更明白些，我们还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当奥兰多说“邦斯洛普”时，在邦斯洛普的耳中，它同样也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分离和孤独，意味着在幽深莫测的大海上，他幽灵般地漫步于双桅船的甲板上。
在死亡的幻觉中沉浸了数小时后，有一只松鸦突然尖叫了一声“谢尔莫丁”。她弯腰拾起一朵秋日番红花，对有些人来说，这朵番红花就是“谢尔莫丁”这个词的象征。一片蓝色的松鸦羽毛旋转着穿过树林，飘落下来。她把番红花和这片羽毛一起插在胸前。然后，她高喊“谢尔莫丁”，这个词在树林里穿梭回荡，传到了他的耳中。而此刻，他正坐在草丛中，用蜗牛壳搭模型。他看见了她，也听到她正向他走来，胸前插着番红花和松鸦的羽毛。他高喊“奥兰多”，而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是（切记，当明艳的蓝色和黄色在我们眼里交相辉映时，我们头脑中的意象似乎也变得明艳了），先看到凤尾草摇摆晃动，有什么东西正穿行于其中；继而发现原来是一艘张满风帆的大船，悠悠忽忽地上下颠簸，摇摇晃晃，仿佛已经航行了整整一个夏天；大船颠簸起伏着，时而冲上浪尖，时而跌入浪谷，正端庄而又有点慵懒地驶过来，一转眼就巍然屹立在你的面前（而你则在贝壳似的小船里，仰视着她），她的船帆抖动着落了下来，瞧，在甲板上堆成了一摊，就像奥兰多此刻扑倒在他身边的草地上。
就这样过去了八九天，到了第十天，即10月26日，奥兰多正躺在凤尾草丛中，听谢尔莫丁背诵雪莱的诗（雪莱的所有作品他都烂熟于心）。一片树叶从树梢慢悠悠地飘落下来，又匆匆地从奥兰多的脚面上掠过。接着，第二片树叶飘零了，然后又是第三片。奥兰多打了个寒噤，脸色苍白。起风了。谢尔莫丁身子一跃，站了起来。在这种时候，也许称呼他邦斯洛普更合适。
“起风了，”他喊道。
他们一起在树林里奔跑起来，狂风尾随着他们，在他们的后背上贴满了树叶。他们跑着穿过了大大小小的庭园，不明就里的仆人们扔下手里的扫帚和锅子，跟着他们一起跑，一直跑到了小教堂里。很快，小教堂里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烛光，有人碰翻了椅子，有人弄灭了烛芯。随着钟声响起，人们纷纷聚拢过来。杜普尔先生终于到了，他一边拽着自己的白领结，一边问，祈祷书在哪里。人们把玛丽女王的祈祷书塞给他。他匆匆翻着书页，嘴里说道，“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还有奥兰多夫人，请跪下。”他们跪了下来，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摇曳不定地照射进来，照得他们身上时明时暗。伴随着砰砰的关门声和听起来像是敲铜锅的声音，风琴奏响了，琴声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杜普尔先生如今已老态龙钟，他提高嗓门，想压过众人的嘈杂声，但没人听得见他在说什么。接着，出现了片刻安静。一个词清晰地回荡着——肯定是“至死不渝”那个词。庄园里的仆人们都挤进教堂里来听，他们手里还拿着耙子和赶牲口的鞭子，有人在唱圣歌，有人在祷告，还有一只鸟撞在了窗框上。一声惊雷响起，谁也没听见“我愿意”这个词，谁也没看见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只看见一道金光闪过。一切都游移不定，混沌不清。在风琴的低鸣声中，在电闪雷鸣和瓢泼大雨中，他们两人站起身来。奥兰多夫人，手指上戴着戒指，穿着薄纱长裙，走出教堂，来到了庭园中。她抓住晃动的马镫，而马已经戴好嚼子配好鞍，嘴巴两侧吐着白沫，只等着她的丈夫翻身上马。而他真的一跃跨上马背，策马奔腾而去。奥兰多站在那里，高声呼喊，“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莫丁！”而他答道，“奥兰多！”这几个词好似几只疯狂的鹰隼，在钟楼间猛冲猛撞，盘旋翱翔，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越飞越快，直至撞到钟楼上，粉身碎骨，把一堆碎片纷纷扬扬洒落到地面。奥兰多回到了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