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說，冥冥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說，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對准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种對神明的觀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說，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里，還在那里，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确實希望如此。
我拚著命保持常態，所以准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說，“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說什么，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說，“那咱0〕就到鬧市里吃晚飯去。”
“干嗎？”她問。
“你問‘干嗎’是什么意思？”我直著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問。
“你說什么？”
“你听我說，”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准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于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樣的代价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里。
“你了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了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志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松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里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里的信息：奧利弗，盡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么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儿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几句，究竟說了些什么，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离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于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逛第五街看櫥窗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我盡望著那些討人喜歡卻又貴得嚇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裝模作樣保持……“常態”的話，我早就給詹尼弗買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個星期，現在她終于漸漸開始消瘦了。我是說，盡管只是稍微瘦了一點儿，她自己也許沒有覺察到，但是知道底細的我覺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櫥窗，看看班机廣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煩惱撇在一旁，飛往陽光燦爛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環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卻是淡季中的歐洲：倫敦的“購物游”，巴黎的“戀人游”……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誰說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儿在說。”
“你要跟我結婚？”
“對。”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個賒帳對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張“就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記單的虛線上把名字一簽，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兩張去戀人天堂的飛机票（還是頭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臉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個絕妙的主意能使她的雙頰添上些許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說。
“准是你給炒了魷魚，”我的樂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變魚，是化成鳥上天，”我說著抽出兩張票。
“上了天一直飛，”我說。“明天晚上飛巴黎。”
“扯淡，奧利弗，”她說。但態度平和，一點沒有往常那种虛張聲勢的神气。照她現在的口气，好像還有點儿親昵的味道：“扯淡，奧利弗。”
“喂，能不能請你把‘扯淡’的含義說得明确些？”
“噯，奧利，”她柔聲說，“咱們可不能這樣胡來了。”
“胡來什么呀？”我問。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斷她的話頭，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強顏歡笑。
“我還需要時間，”她繼續說，“這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我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細看去。那雙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狀的憂郁。不過這种憂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說她心里難受。是為我難受。
我們默默地站著，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讓我們倆一道哭吧。不過最好還是誰也不哭。
接著詹尼就都告訴了我，她說她一直覺得“渾身不帶勁儿”，所以又去找了謝潑德醫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攤牌：告訴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說了。
由于自己沒有盡到向她吐露真情的義務，我產生了一种奇怪的內疚之感。這點她理會到了，就故意說几句無聊話。
“奧爾，他是個耶魯貨。”
“你說誰，詹？”
“阿克曼。那個血液病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本科和醫學院都在那里畢的業。”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注入若干輕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讀能寫吧？”我問。
“那還要看，”奧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屆畢業生堆著笑臉說，“不過我看得出他能談。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談談。”
“這么說那個耶魯貨醫生還很不錯咯，”我說。
“不錯，”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