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詹尼就在樓下電話間里。”
這是服務台管總机的那個姑娘對我說的，盡管我還沒有告訴她我是誰，也沒有說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來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結論：這意味著形勢對我有利。很明顯，招呼我的那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是《猩紅報》的讀者，知道我是誰。這种事情以前有過多次，那倒沒什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詹尼說起過她跟我有約會。
“謝謝，”我說。“那我就在這儿等一會。”
“對康奈爾的那場球太气人了。《猩紅報》說有四個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罰出了場。而且一罰就是五分鐘。”
“就是嘛。”
一個朋友和一個球迷的區別就在于：同球迷交談，話很快就說完了。
“詹尼的電話還沒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換机，回答說：“沒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話，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約會的時間？是不是哪一個學音樂的書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個名叫馬丁·戴維森的，是亞當斯樓的四年級學生、巴赫樂社管弦樂隊的指揮，此人自以為有贏得詹尼青睞的特權。可是想要把詹已占為己有是做夢；我看這家伙頂多只有擺弄指揮棒的本領。不管怎樣，我得制止這种侵占我的時間的行為。
“電話間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說著朝那個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進穿堂，老遠就能看見詹尼在通電話。她沒有把電話間的門關上。我慢騰騰走過去，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希望她會看到我，看到我臉上的繃帶，看到我傷成這樣，希望她會感動得把電話砰的一扔，馬上扑到我怀里來。再走過去，我已听得見通話的只言片語：
“對。那當然！一定這樣。哦，我也一樣，菲爾。我也愛你，菲爾。”
我站住了。她在跟誰說話？這人不是戴維森——他的姓名從頭到尾都沒有菲爾兩個字。我早就查過哈佛的花名冊：馬丁·尤金·戴維森，紐約河濱大道七十號。音樂美術高級中學畢業。從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這人善感、聰明，体重大約比我輕五十磅。不過，我又何必為戴維森煩惱呢？事情明擺著：為了一個叫菲爾的什么家伙，戴維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維累里一腳踢開了，此刻她正在電話里給那個家伙送飛吻呢！（簡直令人惡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時，居然有一個叫菲爾的混蛋已經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樣！）。
“是的，菲爾，我也愛你。再見。”
她挂上電話，看到了我，連臉儿也不紅一紅，笑嘻嘻地給了我一個飛吻。她怎么能這樣耍兩面手法呢？
她在我沒有受傷的那半邊臉上輕輕一吻。
“嗨！你的樣子好嚇人。”
“我受傷了，詹。”
“對方那個家伙是不是更慘？”
“嗯。慘多了。我總是把對方搞得更慘。”
我盡量把話說得惡毒，話里隱隱嵌著這樣一層意思：無論哪一個情敵，要是趁詹尼對我眼不見、心不想的時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飽嘗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們一道向門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務台那個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薩拉·簡，”詹尼應了一句。
我們走到外面，在剛要跨上我那輛MG牌跑車１時，我猛吸了一口晚間的空气，盡可能裝得漫不經心似的問：
１這种汽車原是体育比賽用車，最早由英國Moms Geqe。公司制造，故稱MG牌汽車。
“呃，詹……”
“嗯？”
“呃——菲爾是誰？”
她一面坐進汽車，一面若無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這樣的鬼話。
“你管你爸爸叫菲爾？”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經告訴我。她是她父親撫養長大的，她父親干的大概是面包師之類的行當，在羅德艾蘭州的克蘭斯頓。詹尼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死于車禍。這些都是她在解釋為什么她沒有駕駛執照時告訴我的。她父親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個大好人”（她的原話），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說什么也不讓他的獨生女儿開車。這一點在詹尼念中學的最后几年确實曾造成不便，因為當時她跟遠在普羅維登斯１的一個人學鋼琴。不過，那几年她利用乘長途汽車的時間，居然把普魯斯特２的作品全讀完了。
１羅德艾蘭州首府。
２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法國小說家，代表作為反映法國貴族沙龍生活、描寫主人公潛意識活動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有七卷之多。
“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沒有听清她的問題。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時候使用什么名稱？”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個名稱。
“王八蛋。”
“當他的面？”詹尼問。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
“他戴著面具？”
“也可以這么說。石頭面具。地地道道的石頭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畢竟不知底細。
“當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維聯隊的邊鋒還大？”
詹尼這樣欣賞我在運動場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興也沒有了。遺憾的是，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自己就勢必得相形見絀了。
“他參加過一九二八年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
“天哪，”詹尼說，“他得了冠軍沒有？”
“沒有，”我答道。她當時大概也看得出來：我父親在決賽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暢了些。
接著出現片刻冷場。這下詹尼也許該明白了：身為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不僅僅意味著必須忍受哈佛園里那座灰色的石頭建筑物，另外還意味著一种壓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強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說，前人在体育運動方面的建樹，就像一片陰云籠罩在你——應該說我——的頭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罵他王八蛋？”詹尼問。
“強我所難，”我答道。
“你說什么？”
“強我所難，”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睜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亂倫什么的？”她問。
“你們有家丑就別抖給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經夠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奧利弗？”詹尼問。“他究竟強迫你做什么了？”
“做‘應該做的事’，”我說。
“做‘應該做的事’又有什么不應該的？”她大概覺得這种听來似乎自相矛盾的情況怪有趣的，所以繼續追問。
我告訴她，我不喜歡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傳統來規划我的前程——這一點她其實應當清楚，她明明看到過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時的那副抬不起頭來的樣子。再說，我也不愿意每學期總得拿多少學分交賬。
“就是，”詹尼的話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試得A也不樂意，入選全艾維聯明星隊也不樂意……”
“我不樂意的是他對我的要求總是那么高！”單是道出我久積心頭（但以前從未說出過口）的感覺，我就已經別扭得要死，何況如今還不得不設法讓詹尼了解這一切。“而每當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擺出一副壓根儿不稀罕的架勢。我的意思是說，好像他覺得我理應如此，沒有什么好說的。”
“可他是個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經營好几家銀行之類嗎？”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還是站在敵方？”
“難道這是打仗？”她問。
“一點也不錯，”我回答說。
“真可笑，奧利弗。”
看來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觀點。我這才第一次隱約感到我們之間在教養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說，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過的三年半光陰，基本上已經把我們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學府的傳統產品——目空一切的知識分子，然而，臨到要承認我父親是石頭做的這一事實的時候，她偏又堅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陳腐觀念，認為“爸爸個個愛孩子”，而且毫無爭論的余地。
我想舉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便把對康奈爾比賽后那次無話可談的可笑談話搬出來。她听了以后無疑心有所動。但是，也真見鬼，這個例子幫的卻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錫卡去，難道就是為了看一場無聊的冰球比賽？”
我竭力解釋，我父親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實質上卻什么也沒有。詹尼卻還是口口聲聲說，他畢竟風塵仆仆遠道赶去看了這樣一場相對說來并不足道的球賽。
“喂，詹尼，咱們別提這件事了，好不好？”
“謝天謝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這說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這么說，你是完人嘍？”
“才不呢，預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難道我還會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們又言歸正傳，一切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