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几百个极其喧嚣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边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传来。那是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噢——噢——噢——噢——噢”声，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挣脱羁绊了！到那个地点后，他看到的是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边市场的摊点。那些女人一脸悲痛，好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数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又变成许多张嘴巴的争吵。好像是某个摊点在卖铁锅，是种质量很差的不结实货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在那时出乎意料地停止供应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费劲地拎着铁锅向外走，却被别的人推推搡搡。还有十几个人围着那个摊点吵闹，指责那个摊主看人卖货，另外还藏有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大吵大嚷声。有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在用力想从对方手里扯过来。有一会儿，两个人都在同时用力拉，结果铁锅的把手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尽管只有那么一阵子——仅仅几百个嗓子吼出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力量骇人！她们为什么从来不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样吼起来？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他想到那几乎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上抄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压迫，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矿干活（事实上现在还有），儿童长到六岁就被卖进工厂。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探，小心地挠了挠静脉曲张的溃疡处，那里又痒了起来。有件事他每次都会想起，即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生活的真正情形如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课本上的一段抄进日记里：
在过去（课本上写道），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而是个黑暗、肮脏、无比糟糕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吃饱饭，而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遮身。年龄不比你大的儿童每天必须为凶残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动作太慢的话，就会被主人用鞭子抽打，只有不新鲜的面包皮和水来填腹。然而在一片赤贫状态下，却有几幢华美大屋，里面住的是富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服侍他们。这些富人被称为资本家。他们长得肥胖而丑陋，面相邪恶，就像本页后面的插图那样。你可以看到，他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被称为大氅。头上戴的是顶古怪而发亮的帽子，样子像是火炉管，被称为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统一着装，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资本家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和一切金钱。任何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可以把他投进监狱，或者让他失去工作而饿死。普通人跟资本家说话时，必须向他鞠躬作揖，取下自己的帽子，称他为“先生”。全体资本家的头领被称为国王，而且——
但他已经知道下文如何。还会提到身披细麻法衣的主教、身披白鼬皮长袍的法官、足手枷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老爷的宴会和亲吻教皇的脚尖等。另外还有种叫做“初夜权”的名堂，大概不会在给儿童用的课本上提到。它是一条法律，也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在他工厂里干活的女工睡觉。
你怎能判断出有多少是谎言？有可能人们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提高了一点，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头里的无声抗议，那是种本能的感觉，即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看看周围吧，生活不仅跟电屏里喋喋不休的谎言毫无相似之处，跟党想努力达到的理想境界比较起来，更是天差地别。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干着枯燥的工作，蹭别人的糖精片，缝补破破烂烂的袜子，节省下一个烟头等等。党所描绘出的理想世界是个巨大、可怕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且骇人听闻的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战士和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打胜仗、迫害别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现实却是处于衰败中的肮脏城市，在这里，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拖着脚步走动，住修修补补过的建造于十九世纪的房屋，里面总有股煮卷心菜味和厕所里的那种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景观，辽阔而又破败，是座拥有上百万垃圾筒的城市。跟这一景观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她脸上布满皱纹，头发稀疏，正在徒劳地捣鼓堵塞了的下水管。
他又探手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屏日以继夜往你的耳朵里塞满统计数字，以证明如今人们有更多的食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娱乐——所以他们跟五十年前的人们比起来更长寿，工作时间缩短，更魁梧，更健康，更强壮，更快乐，更聪明，所受教育更好，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或推翻。例如，党声称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众识字，而据说革命前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十五。党还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革命前的数字则为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如同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完全有可能的是历史课本上的每个词，甚至那些已被不加怀疑接受的内容，都完全出自想象。据他所知，可能根本没有过什么“初夜权”的法律，也没有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和高顶礼帽这种着装。
一切都已隐没在迷雾中。过去被清除，连清除行为也被忘却，谎言变成了事实。仅仅有那么一次，他拥有过——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具体而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间长达半分钟之久。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不管怎样，他和凯瑟琳差不多那时已经分居。然而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是在往前七八年的时候。
真正说起来，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〇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匿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至于其他人，有几个只是失踪了而已，而多数在场面宏大的公审中坦白所犯的罪行后就被处决了。最后剩下的三个人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一年多，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然后突然如通常那样，他们被亮相并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坦白曾经通敌（当时的敌国也是欧亚国）、贪污公款、谋杀党的负责人以及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等，是在革命开始前很久就开始的。另外他们还进行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坦白完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赦免并被恢复党内地位，被安置了听起来很重要，实则是挂名性质的职位。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冗长而语气可怜的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其中分析了自己变节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的确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他还记得当时用眼角看着他们时的那种半是害怕半是着迷的心态。他们三人都比他年长，是很久以前那个世界的遗留物，几乎是党早期峥嵘岁月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稀仍有地下斗争和内战留下的风采。尽管到那时，真相和年代已经变得模糊，他还是有种感觉，就是他得知他们的名字要比得知老大哥的名字早一些。他也能感到他们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者，注定要在一两年内身名俱灭。任何人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到最后总在劫难逃。他们只是行尸走肉罢了，在等着被送进坟墓。
他们旁边的桌子没人坐，甚至被看到离这种人太近也不明智。他们都默不作声地坐着，面前是放了丁香的几杯杜松子酒，是这间咖啡馆的特制酒。三个人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鲁瑟福的外貌。鲁瑟福一度是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鼓动舆论的作用。即使在当时，《泰晤士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刊登一幅他所画的漫画，不过是对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奇怪地缺乏活力，也没有说服力，总是对古老主题的炒冷饭：贫民窟的住户，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头防御工事里，那些资本家似乎仍坚持要戴高顶礼帽。他不断努力，想重振雄风，却毫无指望。他身材魁梧，一头浓密而油腻的花白头发，脸皮松弛，满是疤痕，嘴唇像黑人的那样厚。他肯定曾经健壮无比，但在当时，他庞大的躯体正在松弛着，歪斜着，发胀着，并向各个方向散架。他似乎正在别人的眼前碎裂，像一座山正在崩塌。
那是下午三点的人少时间，温斯顿这时想不起来当时他怎么到了那间咖啡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电屏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声，丁丁咚咚的。那三个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从不说话。服务员又主动拿来几杯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但是没人下。然后可能总共才过了半分钟，电屏里又换播内容，播放的音乐调子变了，变成——难以形容，一种响脆、刺耳、嘲弄的音符。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预警调。接着，电屏里传出一个人的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他们三个人一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看了一眼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庞，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第一次看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他心里有种惊恐的感觉，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惊恐。
此后不久，他们三人再次被捕，似乎从上次被释放的那一刻起，他们马上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在对他们的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所有旧的罪行，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下场被写进党史以昭后世。差不多五年后，在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展开刚从气力输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上的一团文件时，看到一小片报纸，显然和其他文件夹在一起，然后就被忘掉了。在将其展开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是从约十年前的一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是上半页，因此有日期——在这片报纸上，登了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的代表团的照片，在中间占据显著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绝不可能弄错，他们的名字还印在照片下方的说明中呢。
问题是两次审讯中，三个人都供认就在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国土上。他们从位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某个接头地点，去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向其泄露了重要的军事秘密。那个日期之所以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夏至，而且这件事也会记录在无数文件中。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坦白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称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当时，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的人会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如同在某个地层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布于天下，并让人们明了其意义，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
他继续工作，一看到那张照片是什么及明白其意义何在，他马上用另外一张纸把它盖起来。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屏的角度看来，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尽量离电屏远些。保持脸部没有表情不难，努力一点，甚至也能控制住呼吸，但你无法控制心跳，而电屏已经灵敏到能够监听到心跳声。他度过了在他觉得有十分钟的时间，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备受煎熬，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那会让他暴露。然后，他也没有将它再次打开，就把那张照片和别的废纸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便会化为灰烬。
那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将那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奇怪的是，他用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件事甚至到现在，对他来说似乎仍具意义，虽然那张照片本身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知道的是，因为一件存在过的证据不再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没那么强了？
然而在今天，假如那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原，也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时，大洋国已经不再是跟欧亚国打仗，那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东亚国的特务背叛自己的国家。在那以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不记得了。很有可能的是，坦白材料被一再重写，直到原始事实和日期一点也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续篡改着。最让他受折磨、给他以噩梦般感觉的，是他从未明明白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欺诈。伪造过去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然而最重要的动机却秘不可知。他又捡起钢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他琢磨起自己是不是个疯子。或许疯子只是种少数派。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曾被认为是疯子，到了今天，相信过去不可篡改会被认为是。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这种信念，如果是独一无二，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没有让他很担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但是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也没经过什么特意的联想，奥布兰的脸庞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比以前更肯定地知道——奥布兰跟他立场一致。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它像一封冗长的信，谁也不会读到，但它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并因为这一点而文字生动起来。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